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日渐萎缩。正德年间尚能出洋作战的广东水师，到了万历年间，连近海巡逻都捉襟见肘。”

黄宗羲不禁脱口而出：“这却是为何？”

李健深深看了他一眼：

“因为在我们天朝上国看来，打赢了就赢了，敌人退了就完了。我们从来不去想：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要怎样才能让他们永远不敢来？”

他再次走回地图前：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千五百四十七年，浙江舟山，双屿港。”

众人的注意力被他牵引，仿佛真的看到了那个已经消失在国际地图上的港口。

“诸位可知道，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双屿港是什么样子？”

他没有等待回答，径直说：

“双屿港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葡萄牙人嘉靖初年到此，发现这里水深避风，位置适中，北可通日本，南可达南洋，西接大明沿海，东出太平洋。他们以此为据点，建立货栈、修建码头、架设炮台。到嘉靖二十六年，双屿港常驻外商三千余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余，其余来自日本、琉球、暹罗、满剌加、爪哇、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

“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教堂，葡萄牙神父每周做弥撒；这里有市政厅，葡萄牙人任命市长、法官，用《阿方索法典》审理案件；这里有医院、学校、市容监督所、治安联防队；这里有来自印度果阿的象牙、钻石，来自马六甲的香料、檀木，来自日本的白银、铜器，来自暹罗的苏木、锡料，来自爪哇的胡椒、丁香，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

“双屿港一年的贸易额是多少？史无明载，单单是葡萄牙人征收的关税，每年就有白银百万两以上。”

“一百万两。”黄宗羲喃喃重复这个数字，面色苍白。

“一百万两。”李健说，“那一年，大明的岁入大约是四百万两。一个小小的双屿港，关税收入相当于朝廷财政的四分之一。”

“更可怕的是，”他的声音低沉，“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它被葡萄牙人赚走了，被走私海商赚走了，被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分肥了。大明朝廷，除了偶尔抓到几个倒霉的走私犯斩首示众，一无所获。”

他接着说：

“双屿港是怎么覆灭的？”

“不是因为朝廷英明，不是因为海防强大，而是因为一个姓谢的海商赖账不还。”

“浙江余姚谢氏，世代经营海上走私贸易，积欠葡萄牙人货款累计百万两。葡萄牙人催讨无果，一怒之下派人上岸，灭了谢氏满门。”

“灭门血案惊动朝廷，朝廷这才知道，离宁波海岸不过一日航程的地方，竟然有一个葡萄牙人统治的‘国中之国’。”

李健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无奈：

“于是朝廷派右副都御史朱纨前往浙江，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朱纨是个能臣，他封锁消息，从福建调来水师，从浙西调来陆兵，突然对双屿港发起总攻。”

“明军胜了。盘踞双屿二十余年的葡萄牙人被逐，走私海商或被擒杀，或逃逸海外。朱纨下令：将双屿港用石头填塞，港口彻底废弃。”

他停顿了很久，才缓缓说：

“朱纨是个清官。他在任上严惩走私，整顿海防，追缴赃款，得罪了无数靠走私吃饭的地方势力、豪商大族。他被弹劾‘擅杀’——那些在双屿港被明军击毙的葡萄牙人、日本浪人、中国海商，在弹劾奏章里变成了‘无辜商民’。朝廷派员查办，朱纨自知百口莫辩，服毒自尽。”

“他死前写下绝命诗，其中有两句：‘乘桴浮海知何处，独上危楼听暮笳。’”

“一个为朝廷收复失地、严惩外寇的能臣，死后被革去一切恤典，妻儿流离失所。而双屿港被填平之后，走私贸易并未根绝，只是从浙江转移到了福建，从葡萄牙人换成了倭寇、荷兰人、海贼王郑芝龙。”

“我们赢了战役，输了战争。”

海贼王？议事厅内一片死寂。

顾炎武的胡须在颤抖。他读遍史书，自诩通晓古今治乱兴衰，却从未像此刻这样，感受到一种刺骨的寒意。

那不是对敌人的恐惧，而是对自身的恐惧——对自己民族为何一次次浪费胜利、一次次自毁长城的困惑与悲哀。

卢象升的声音低沉而艰难：“总兵，您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打败入侵者，却从未真正战胜过他们？”

李健摇了摇头：“不，我们战胜了他们。屯门之战，西草湾之战，走马溪之战，双屿之战，每一次都是明军大获全胜。葡萄牙人被我们打得老老实实待在澳门，再不敢妄动。荷兰人在澎湖被我们两次驱逐，狼狈逃窜。”

他顿了顿：“可是然后呢？”

“葡萄牙人老老实实待在澳门，每年从长崎—澳门—马尼拉贸易中赚取数百万两白银。荷兰人跑到台湾南部，在台南筑赤嵌城，在台湾北部筑圣多明哥城，与日本、与南洋、与郑芝龙做贸易。他们被大明水师打败了，但没有被大明水师赶走。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继续发展壮大。”

“一百年前的葡萄牙战船，载炮二十门已是精锐。今日的荷兰战列舰，载炮八十门也不稀奇。一百年前的欧洲航海家，还在摸索如何横渡印度洋。今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有数十艘商船往返于巴达维亚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定期、定时、定航线，与今天的西安—南京陆路运输一样成熟。”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割肉，一字一句刻在众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