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贴出告示：

“……今岁朝廷虽有加征之令，然我新家峁体恤民艰，所有农户仍按十一税例缴纳，不加分毫。望各户勤力耕作，勿负此恩。”

告示一出，万民欢腾。

“李盟主万岁！”田间地头，农人们奔走相告。

“外头加三成，咱们不加，这是多大的恩德！”

“可得把地种好了，多打粮食，才对得起盟主！”

在缓冲区——三十多个归附豪强控制的庄堡，新家峁派出了协调小组。经过谈判，最终达成：税加一成（即总税率为亩产20%），但新家峁提供改良农具、优质种子、技术指导，并承诺以保护价收购余粮。算下来，多数豪强实际负担增加有限，甚至因产量提高而受益。

榆林边地的张堡主最初抵触，但新家峁使者给他算了一笔账：“张堡主，你堡中八百亩地，往年亩产一石二，总产九百六十石。按朝廷新税，需缴正赋加三成，约三百石。而你堡中三百口人，年需口粮五百石，种子一百石，余粮仅六十石。若遇灾年，就得饿肚子。”

“若依我们的方案，税只加一成，你需缴二百石。但我们提供的新式犁铧、玉米种子，可使亩产提高到一石五，总产一千二百石。扣除口粮、种子，余粮四百石。我们以每石八钱银子收购（市价六钱），你可多得三百二十两银子。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吧？”

张堡主拨了半天算盘，终于点头：“成！就依你们！”

在灰色区——官府直管的五个县城，新家峁不直接干预，但手段更精妙。

以宜川县为例。五月底，县衙胥吏下乡催税，到王家村时，村长哭诉：“差爷，不是我们不缴，实在是没粮啊！去年旱灾，收成不到三成，开春又旱，麦苗都黄了。您看看，村里哪家还有隔夜粮？”

胥吏不信，挨家搜查，果然家徒四壁。正要抓人立威，村口来了几辆大车，车上插着“新家峁商帮”的旗子。为首的掌柜下马，拱手道：“差爷辛苦。小人是新家峁商帮的，路过此地，见乡亲们有难，愿行个方便。”

胥吏皱眉：“你们要干什么？”

“借贷。”掌柜笑道，“乡亲们缺粮完税，我们可借粮给他们，利息很低，秋后归还。或者，也可以到我们工坊做工抵债——管吃住，还有工钱。”

胥吏眼珠一转：“你们有这么好心？”

“积德行善嘛。”掌柜递上一锭银子，“差爷催税也不易，这点茶水钱，不成敬意。只要差爷行个方便，让乡亲们把税缴上，您也交了差，岂不两全？”

胥吏掂掂银子，足有五两，顶他半年俸禄。再看那些村民，有了借粮，确实能缴税。至于秋后还不还得上……那不是他的事。

“成！就按你说的办！”

当天，王家村八十户村民，每户“借”到五斗粮食，凑齐了税款。胥吏满载而归，县太爷完成了征收任务，商帮得了借据（实际是劳动力契约），村民们免了牢狱之灾。

这样的场景，在多个灰色区同时上演。新家峁通过商会网络，以“民间借贷”形式，既帮百姓度过了难关，又让官府完成了任务，还为自己吸纳了劳动力。更妙的是，这一切都在合法框架内——大明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

对外周旋的同时，内部也紧锣密鼓地调整。“做最坏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李健在视察时反复强调，“咱们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可能决定将来的生死。”

夏末秋初，陕西布政使司开始汇总各府征税进度。

延安府的呈报最先送到：

“延安府知府赵彦谨呈：卑府奉檄催征，体圣上爱民之德，行劝课缓征之法。今已征齐正赋粮八万石，剿饷、练饷折银四万两，均已解送省库。加征三成之数，因今岁春旱，麦苗枯槁，百姓困苦，伏乞抚院体恤，准予减免……”

附有详细的征收清册、百姓联名请愿书、各县灾情报告，厚厚一摞。

几乎同时，其他府的呈报也陆续送到。西安府完成六成，凤翔府完成五成，汉中府完成四成，庆阳府……只完成两成，知府在呈文中哭诉：“流寇蹂躏，十室九空，实无粮可征。”

对比之下，延安府成了全省唯一的“亮点”。

布政使拿着这些呈报，眉头紧锁。他是温体仁的人，自然知道赵彦的底细。延安府去年大旱，今年春旱，怎么可能收得这么齐？里面必有蹊跷。

但他没有深究。一是因为赵彦是温体仁的人，要给面子；二是因为现在全省能收上税的府不多了，延安府能完成，就是他的政绩；三是因为……赵彦的“孝敬”也到了——十面晶莹剔透的玻璃镜，看得他眼花缭乱。

“赵彦……是个能办事的。”他最终在呈报上批了“准予减免加征之半，余者限期补足”，算是给了个台阶。

八月，朝廷的批复下来。崇祯皇帝难得看到一份“完成征收”的奏报，朱笔批了“该员勤勉，着吏部记功”。温体仁趁机进言，建议将赵彦“留任加衔，以观后效”。

消息传回延安府，赵彦喜出望外。他立刻写信给新家峁，语气前所未有的亲近：

“……此番全赖贵处鼎力相助。彦非忘恩负义之人，今后贵处但有需求，只要不悖朝廷大义，彦必竭力周全。另，省中王公（王绍徽）对贵处所产玻璃镜甚为喜爱，若方便，可再备数面，彦当代为转呈……”

这封信，标志着赵彦彻底上了新家峁的船。他已经不是简单的“受贿者”，而是主动为双方利益奔走的“合伙人”。

崇祯八年的秋收的时候，新家峁的田野一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