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宗教性质的问题，它关系着人生的重大意义。”

冯国璋这时点点头，站起来说：“梁总长说得有道理，报恩和明分这两点，日本社会就比中国要做得好。这两个传统中国人决不能丢。”

当初梁启超等人出国考察宪政，容闳是大力支持的，没想到梁启超出了一趟国，转了大半圈地球，回来讲的还是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义增加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民族主义的复兴目标，对于他珍视的个人自由和美式民主并不感冒，气得容闳胡子都快翘起来了，没好气地问梁启超他们：“诸君环游世界，就没有一点真正的收获？特别是考察美利坚，就没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

梁启超回答说：“容议长别着急，待我慢慢讲，这次考察还是有很多收获的，特别是反*的制度建设方面。比如泰西各国对人性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英国的大卫·休谟曾提出一个闻名泰西的‘无赖原则’，也就是‘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都是无赖，为了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保证宪政的正常运行，便从恶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制度，反而能创造出优良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中国古代都习惯于从善的价值判断出发来构建政治制度，结果却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是这种一塌糊涂的创建者和受害者，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于政治的阐释，建立在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这种反人性的政治观，导致中国的吏治，几千年来都很*。”

盛宣怀一听梁启超说“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成无赖之徒”，气得身子瑟瑟发抖，站起来说：“梁总长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政府的官员都想成贪官污吏？连总统的权力也要限制吗？这不是侮辱我们的人格吗？”

李经述站起身说：“盛总理想多了，梁总长的意思我明白，是基于人性恶论，‘权力导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人性恶论促使人民注意到人的弱点，防范人的弱点，建立防止人性的恶发挥作用的制度。历史现实和理论一再证明，以这种人性恶论为基础建立的制度往往是有效的。而那些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所谓好人政府，虽然其宗旨高尚而又纯洁，但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极其*和堕落的。面对人性的本质，我们宁愿承认其恶的一面然后再防范它，而不是掩耳盗铃地躲避它，否认它。在建立政治制度时，我们宁愿先小人后君子，而不是先君子后小人。这将是我们政府以后改革的总体原则，是我们根治*的灵丹妙药！靠道德是绝对管不住官员*堕落的。我们把官员想象成坏人，用制度让他们不能贪，贪不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在保护他们。”

第166章出兵南洋

容闳和梁启超对于宪政争得面红耳赤，容闳偏向于西洋的政体，而梁启超偏向于研究如何在传统文化道德基础上，走改良的道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起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遏制政府官员的**。盛宣怀等人也议论纷纷，李经述站起来平息了的争论，说：“此次宪政改革，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我大体上同意梁启超总长的刚才说的，虽然明文的宪法我们早就有了，但宪政是要有制度保障的，需要落实宪法中保障民权的具体条文。”

容闳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一直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实现美利坚式民主，见李经述、盛宣怀、徐世昌、张之洞、段祺瑞、席家栋等人都支持梁启超的观点，内心有点失落。李经述见他脸色有点不好看，便提议说：“大家静一静，我们请容议长来给大家讲一讲泰西各国宪政的主要内容，中国可以结合具体的国情，看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借鉴利用的。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我们都可以借鉴。”

容闳穿一身黑色燕尾西服，站起来咳嗽了两声，说：“过去多年，我主要呆在美利坚合众国，我就以美利坚的制度为代表，给在座的讲一下宪政内涵。人类民主政治的历史，最早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古希腊人创造的民主，意指人民的权力。当时城邦的公民大会，由年满十八岁的全体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对国家政策有最终决定权，而执政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任何公民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自由发言，大家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而近代泰西的民主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简单的‘多数人决定少数人’的直接民主。政府实行分权统治以相互制衡，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少数人或任何个人的专政，最典型的就是美利坚的三权分立政体。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张佩纶一向对容闳宣扬的美利坚的制度不感冒，这时站起来插了一句，道：“容议长一直认为民主制度很好，民主的古希腊，为何只持续几百年就灭亡了呢？”

对这样的问题，容闳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时想了想，回答张佩纶说：“民主不是万能的，从历史上看，野蛮制度有时会征服文明制度。比如满清入关，灭掉大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两人又有点剑拔弩张，李经述说：“今天我们暂且不辩民主的优点和缺点，这要说起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请容议长继续说宪政的内涵，越具体越好，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制度。”

容闳点点头，说：“宪政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司法**，以宪法为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