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晚上7时，南京，钓鱼巷。

南京城东的钓鱼巷，离秦淮河不远，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巷子两侧是清一色的旧式门楼，门楣上挂着红灯笼，有的灯笼上写着“书寓”，有的写着“茶室”，有的什么也没写，只挂一块素面木牌。

这地方，南京人都晓得。钓鱼巷是南京的“书寓”聚集地，从清末起就是烟花之地。这几年虽说是“新生活运动”，可这块地方灯红酒绿，一直没断过。宪兵队也来过几趟，抓了几个开暗娼的，可过了几天，又恢复了老样子。

巷子口有一家卖鸭血汤的小铺子，炉子上的大铁锅咕嘟咕嘟地冒热气，一股浓香的鸭油味飘了半条街。铺子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姓周，戴着顶油腻腻的毡帽，一边往锅里添鸭血，一边跟旁边的人搭话。

孙元良的黄包车在巷子口停下，他下了车，朝巷子深处看了一眼。巷子里的红灯笼一盏一盏的，在夜风里轻轻摇晃，隐约有琵琶声从某个门楼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军座，这地方……”

马德胜有些犹豫。

孙元良把礼帽往下压了压：

“别叫军座。在这里就叫我孙先生。”

他抬脚朝巷子里走去。马德胜赶紧跟在后面，又回头朝两个便衣警卫使了个眼色，四人一前一后进了巷子。

巷子不宽，两边都是高墙。有几家门口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见了孙元良，立刻迎上来：

“先生，进来坐坐？新到的苏州姑娘，会唱评弹的。”

孙元良摆摆手，继续往里走。走到巷子中段，一座门楼前挂着一块黑底金字招牌，上写“春和书寓”。门口两盏大红灯笼，灯笼上贴着“春和”二字。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留声机的声音，是白光唱的《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

孙元良在门口停了一下，抬脚走了进去。

院子里不大，天井里种着一棵老石榴树，树干粗糙，枝丫上挂着几盏小灯笼。正屋的堂屋里摆着一张红木圆桌，桌上摆着茶壶茶碗和几碟瓜子蜜饯。一个四十来岁的鸨母迎出来，穿一件墨绿缎子旗袍，烫着短头发，脸上擦着厚厚的粉，笑得很殷勤：

“哎哟，孙老爷来了！好些日子没见您了，快里面坐。”

孙元良把礼帽摘下来，在桌边坐下：

“翠姨，把你们这儿最好的姑娘叫来。”

翠姨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凑趣：

“孙先生，您来得巧。上礼拜刚从苏州来了两个姑娘，一个是评弹学校出来的，弹得一手好琵琶，人长得也清秀。另一个是扬州来的，会唱小曲。您想听哪个？”

孙元良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都叫来。今天老子有的是钱。”

翠姨应了一声，扭着腰去了。

不多时，两个姑娘一前一后进来了。走在前面的一个，二十出头，穿一件月白缎子旗袍，抱着一面琵琶，眉眼清秀，低着头，有些怕生。走在后面的一个，十八九岁，穿一件粉红缎子旗袍，脸上擦了胭脂，笑盈盈的，手里捏着一块手帕。

翠姨在旁介绍：

“这个是苏州来的，叫素云。这个是扬州来的，叫小玉。”

孙元良看了两人一眼，指了指身边的椅子：

“坐。”

素云和小玉一左一右坐下了。素云还是低着头，小玉倒是大方，给孙元良剥了一颗瓜子递过来。孙元良接了，忽然问：

“你们晓得外面在打仗不？”

小玉说：

“晓得。这几天炮声一直没停过。白天还有飞机过来，我们都不敢出门。”

孙元良把瓜子扔进嘴里，嚼了两口：

“怕不怕？”

小玉说：

“怕。可我们怕也没用。该唱还得唱，该接客还得接客。”

孙元良笑了一声：

“你倒想得开。”

正说着，收音机里忽然插进来一段新闻，是中央社的播音员，声音比平时急：

“中央社消息：今日午后，日军第3师团一部猛攻牛首山，我守军第74军与敌反复冲杀，阵地多次易手。截至发稿时止，牛首山仍在激战中。另据南京卫戍司令部消息，唐司令长官已令第72军、第74军抽调兵力增援雨花台。最高统帅部发表声明，号召南京全体军民，抱定与城共存亡之决心……”

孙元良伸手把收音机关了。

“共存亡。说得轻巧。”

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对素云说：

“弹一段吧。”

素云拨了拨琵琶，弹了一段《十面埋伏》。弦声急促，像千军万马在厮杀。

孙元良听着，忽然觉得那琵琶声里的刀兵之气，比窗外的炮声还近。

1月4日，夜8时，南京，紫金山，教导总队指挥部。

桂永清从百子亭回来，在指挥部里把各团的电话都摇了一遍。

教导总队下辖3个旅，第1旅旅长周振强，第2旅旅长胡启儒，第3旅旅长马威龙。三个旅的防区，从紫金山南麓一直延伸到光华门。

桂永清抓着电话，声音很大：

“振强？紫金山主峰的工事加固了没有？……加了？加了多少？……你少给我报虚账，我明天一早要上山看。哪个地方少一根木头，你自己给我扛上去！”

周振强在电话那头应着：

“军座，紫金山主峰的钢筋水泥碉堡，我让工兵连加班加点加固了。不过，山上冷得很，弟兄们冻得遭不住，能不能发点棉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