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得有些不真实。

那多因为丹药的事对我另眼相看，又因为上次边境折损了太多人手，手底下的活儿明显不够用了。

他把我叫去办公室，交给我一份名单，上面写着几个名字和联络暗号。

办公室里的灯昏黄地亮着，蚊虫绕着灯罩打转，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

那多靠在椅子上，手指敲着桌面，说：“这些都是我以前埋在各处的暗线。以前是阿贵管的，现在阿贵顾不过来，交给你管吧。你办事稳妥，我放心。”

我双手接过名单，仔细看了一遍，记在脑子里，然后把那张纸还给那多：“多哥，记下了。”

那多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再把那张纸收回去，而是就着桌上的打火机把它点燃了。

火苗舔着纸边，很快把它烧成一片灰烬。

灰烬落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死灰，被风扇吹散。

他这是信任我，还是试探我？

都有可能。

在这里，没有人会真正相信谁。

那多信我，是因为我替他挡过刀，替他舍过命，替他弄来过丹药，替他把他手下那些残局一桩一桩地收拾干净。

可他也一定记得，我身上那些他看不透的地方。

我的身手，我的路子，我的城府。

这些东西加起来，让他既想重用我，又始终放不下那根提防的弦。

他把暗线交给我，也许是真的觉得我能替他撑起一摊事。

也许只是借这个机会看看我会不会从中做手脚。

我接过这个活，就是接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做得好了，他更信任我。

做得差了，正好坐实他心里的怀疑。

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步都走稳了。

名单上的暗线分布在掸国边境好几个地方。

有的在码头做搬运工。

有的在集镇上开杂货铺。

有的混在边境军的巡查队里当眼线。

还有的藏在赌场和妓院里收集消息。

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走，一个人一个人地摸。

每见一个人，都要对暗号，验身份，听汇报，再给他们安排新的任务。

这些人个个表面老实，实际上心里都藏着刀子。

他们给我的信息，一半真一半假，试图拿一些真假参半的消息来试探我这个新接头人。

而我也在分辨，这些暗线里有没有那多故意安插来钓我的饵。

我站在那些人的对面，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们，任他们在我的视线下自行收敛。

有人暗中试探我的底线，我就笑着把话头拨回去，既不让他占到便宜，也不让他觉得被冒犯。

有人献上假情报，我装作信了，隔几天再不经意地点破一句，让他知道我不是聋子。

这种较量不需要动刀动枪，却比刀枪更耗心神。

白天，我要装作那个放浪形骸、义字当头的白浪哥。

喝酒划拳，跟人称兄道弟。

脏话粗话张口就来，废话玩笑一句不少，把那个精明凶悍的毒贩演得滴水不漏。

深夜，回到铁皮屋，还要在曼珠面前绷紧那根弦，不让她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破绽。

每一步都可能踏错。

每走错一步，便是无底暗渊。

那种感觉像走在一条极窄的独木桥上。

桥下是万丈深谷。

桥身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

而我的脚下只有一双已经磨损的旧鞋。

明明已经非常疲惫，却不能停下来。

明明身旁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却像是站在一片无人的旷野上。

所有的声音都隔着一层厚厚的水膜传来，模糊不清。

我是这片黑暗里一根孤零零的烛火，无论往哪个方向挪动一步，都可能被风吹灭。

夜里的风从铁皮屋顶上刮过，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远处有人在哭。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在天花板的阴影里看着那些看不到的东西。

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浮现着前辈们的面孔。

他们是我的前车之鉴，也是我脚下的路。

这条路他们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替他们继续走。

走在无人知晓的黑暗里，走在随时可能崩塌的边缘上。

我没有选择，也不能选择。

从穿上那身警服、对着国旗宣誓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单纯的李旭了。

我是白浪，一个混迹在毒贩堆里的马前卒。

我必须让这个名字越来越响，越来越深地扎进那多的心里。

只有站得够高，才能触到更多的黑手。

只有藏得够深，才能看清这张网的纹理。

一个傍晚，我带着骰子去边境一座小镇上新接头的暗线。

那是一个表面上做粮油生意的老头，暗地里替那多监视边境军一个补给站的动向。

天边的晚霞像泼翻的血，把半边天空染得通红。

我把车停在镇口，骰子跟在我身后，手里习惯性地转着那三颗骰子。

老头的铺子在一排矮房的尽头，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招牌。

我按照名单上的地址找到那间铺子，敲了三下门，等了片刻，里面没有人应。

我又敲了两声，还是没有人应。

不对劲。

我回头看了骰子一眼。

他微微点了下头，也察觉到了异常。

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铺子里。

粮油的味道扑面而来，混杂着一丝很淡的铁锈味。

那是血腥味，放久了以后特有的甜腥和铁锈混合的气味，普通人闻不出来，但瞒不过我的鼻子。

我循着那股味道走到后院，掀开柴房的门帘，看见了那个老头。

他躺在地上，胸口和腹部各中了一枪，已经断了气。

从血迹的凝固程度看，大约死了三四天。

他的血流了满地，已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