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只好反回头租种豪强地主的私有土地生活，最后沦落为豪强地主的私人财产。

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豪强大家”“一家聚众或至数千人”的现象，不但使得国家控制的农民减少，而且会造就许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通过“度田”，即丈量土地，就可以掌握豪强地主拥有私有土地的状况，既便于限制其土地占有量，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又可以依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而通过“案比”，即检核户口，既可以从地主手中清查隐匿户口，以扩大税源、役源，也便于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

一句话，“度田”既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也可以有效抵制大地主和豪强的兼并，从而保护惠泽小地主和普通平民。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度田”运动正式开始，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其事”，一时间“百姓嗟怨，遮道啼呼”，鸡飞狗跳，民情汹涌，运动遇上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主要来自“郡国大姓、兵长”，还有一些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他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当然不愿意因为这次运动触及到自己的财产。另外检核户口也要惊动许多人，许多农民依附于豪强地主名下，充当他们的部曲、宾客，以致国家的户口册在姓名、年纪与数量等方面都不真实。所以，“案比”就要重新检核户口年纪，就要把被检核者集中起来，一个一个根据其实际情况核实姓名、年龄与特征。很多无知百姓担心“案比”会加重自己的税役，在别有用心的地主豪强的鼓动和挑唆下，“聚人遮道啼呼”。刺史、太守上瞒下欺，对政府的政策百般搪塞、敷衍，汇报的情况“多不以实”。甚至有人故意优待豪强，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他们以度田为名，将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乡里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啼哭震天。

其中，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各郡县陆续把核查到的田亩户口数据报上来了，陈留县的文吏在文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大为奇怪，问手下官员，这是从哪儿来的？

官员低着头，说是从街上捡来的，错夹在文件里了。

哪有这么蹊跷的事？！

刘秀不信，大声斥责有关工作人员。

刘秀的儿子刘阳，年方十二岁，天资聪慧，正好站在屏风后，对刘秀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

刘秀回头问道：“就算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阳对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其田地住宅已超过规定，不能做标准，故有此说。”

刘秀派人考实，事情果然正如刘阳所说，不由大怒，连苗带根，追查到底，一下子把十多个郡守下狱处死。

其中，充当河南、南阳黑保护伞的功臣刘隆也坐征下狱，虽免了一死，却被贬为庶人。

刘隆之外，还有许多朝廷大员因为不支持、不配合这次运动，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内丈量土地作弊，获赃款一千余万，下狱。

欧阳歙家世代教授《尚书》，八世为博士。有一千余学生门徒守在宫门外替欧阳歙苦苦求情，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处髡刑。平原人礼震更夸张，他才十七岁，竟坚持请求替欧阳歙去死。

为了坚决推行“度田”运动，刘秀毫不动容，拒绝赦免。

欧阳歙最终死在狱中。

河内太守牟长，“度田不实”，被免除官职。

河南尹张伋和各郡太守十余人，都因在丈量土地中作弊，被逮捕入狱处死。

有些“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沉不住气了，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

而许多农民也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土地的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少，也开始反对“度田”运动了，纷纷参加武装反抗。

国内出现了动乱局势。

针对这种情况，刘秀仍旧不改初衷，继续将“度田”运动推行到底。

他派使者下达郡国，听凭动乱者自相检举攻击。

刘秀下诏：动乱者中，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人，免除五个人的罪。即使官吏畏怯逗留、逃避、故意放纵者，也一律不追究，允许平乱立功。

政策一下达，动乱很快平息。

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保证下，“度田”得到继续推行，国内出现了户口增加、生产发展、豪强收敛和清廉勤政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经济状况，光武中兴之世已现端倪，而后的明、章、和诸帝也凭借这一基础巩固了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

所谓“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大东汉盛世已经来临！

8．伏波将军马援

《后汉书》卷三十九记：齐国临淄有一个人，姓江名革，字次翁，少年丧父，一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王莽乱政，盗贼并起，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路上饱受艰辛，靠采野果、拾他人的剩饭为生，好几次遇到匪盗，贼人要将他劫持，他就涕泣求哀，自言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辗转到江苏下邳，靠帮人打短工供养母亲。他贫穷得在冬天里打赤脚，而母亲所需的生活物品，莫不全部供给，人称其为“江巨孝”。

这个“江巨孝”，是刘秀“度田”运动中受益人的千千万万分之一，终于有幸回到了故乡。

史称其：“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尽管母亲年岁已大，可是每到县里调查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