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我所意识到的他人的所为，制造出另一片潜在的废墟。

（后来我搬了过去，有些老人过来看这栋他们曾经居住或参观过的房子。有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由孙子领着过来，她曾和做牧羊人的爷爷在这里住过一个夏天。老人对农舍的变化感到困惑，以为走错了地方。我感到羞耻。那一次我假装不住在这儿。）

我本该去别处重新开始。但是自从我把自己和第一段生活割裂后，经过二十年，意外而幸运地找到第二段生活，我不愿意搬得太远。我想留在我有所发现的地方。只要有可能，我就想重建在庄园小屋里找到的一切。

某一天，也许是那次得病九或十个月后的一天，我沿着以前的路线散步。现在与过往有了新的联系。像是为了配合我的情绪，我刚沿着防风林开始下山，便看到山谷闻所未闻的巨大变化。

曾经并排的三栋农舍正被改造成一栋大房子，其中一栋是杰克的。改造的基本工作就绪。从外面看，这三栋农舍成了一间很大的客厅，还有新的空间或房间加入这个巨大的中央房间。屋顶也在盖，是崭新鲜红的房梁。房子的设计不够典雅。但是它会变得宽敞而舒适，每扇窗户外都有绿意盎然的景致，能看到山坡、白桦和山毛榉林，或者田畔的黑刺李和山楂树。

多数旧农场建筑都消失了。但是有些靠后一点的还在，其中有窗户开得很高的老谷仓，挂着滑轮和绳索的铁支架，后者用来提起麻袋或马车上的草捆，然后把它们摇进屋里。

建筑工们在房顶上忙活，石板被迅速吊起。印着建筑工名字的货车停在车道上，这里曾是杰克的鹅游荡的地方。收音机在修了一半的屋子里大声播放着，空洞而有回响。建筑工们是镇上人，比那时候从镇上来的农场工人更不友好。

当房子成了建筑工地，当曾经熟悉的房间成了空间，它们显得那么的暴露，被剥夺了尊严。杰克的农舍（我直到现在才看到它内部的样子）缩小了——没有了外墙或是地板——以增加建筑空间。在这一阶段，房子仍是纯粹的空间，就像车道下面那依着一棵梧桐的废弃石墙屋内部的空间一样。在这个空间的某处，杰克曾做出他最勇敢的决定：离开病床和朋友们过最后一个圣诞节，相聚在离车道不远的普通小酒馆。他回来后就在这个空间中死去。这里有疾病、神志不清、屈从，也许还有和解。

我看到新房子在夏天建起，建在白蒙蒙的白垩粉尘中。但是在冬天，据我所知，建筑工地陷在满谷的泥泞和水中，烂泥水有好几英寸深。就是这种潮湿让杰克得了支气管炎和肺炎。现在潮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原先的花园和养鹅的地方、另两座小屋的花园和长草的区域都铺上了水泥，做了大房子的前庭。

屋后温室的水泥地不见了。这里被划入大房子的新客厅。

所以终于，正如这座大房子抹除了杰克生活和死亡的痕迹，他照料的土地也消失了。然而，在花园的水泥地下，会有种子和根系存活下来，等到哪天水泥被橇掉（总有一天会被橇掉，因为很少有什么住宅是永恒的），关于杰克的记忆，保存在灌木、鲜花或藤蔓中的过往，也许会再次焕发生机。

那栋大房子一旦建成，农场劳工居住的小屋也就完成了一个轮回。

这里一度有很多小村落，农业工人和牧羊人沿着河岸居住。小村落随着机器的到来迅速缩减。不再需要那么多双手，人们渐渐不再养羊，也就不再需要牧羊人了。

庄园的花园和果园一部分坐落在一个消失的小村落中。这样的更迭经常发生。村落重复的名字——瓦尔登肖，两种部落语言中同一个词（“树林”之意）的重复，两种语言都早早地被其他语言吸收——诉说着来自海那边的入侵，诉说着如画的河流和湿草甸一带古老的战争和驱逐。

历史一再上演，并向外辐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宅子，它的花园和附属建筑，这些财富都来自帝国的海外掠夺。庄园曾经覆盖了我下午散步时走的数英亩土地。但是它的荣耀只维持了一代人。家族搬到别处，庄园只剩下宅子和园子，失去了农场和土地。外来人在山村或者曾经住满工人的村落建了新的大房子。如今车道边最后的农用小屋被征用。曾经只适合农用小屋的地方——靠近农场，远离公路和设施——又变得炙手可热。农场消失了，和公路的距离成了一桩幸事。就这样，这里的特性变了，过去被废弃。

来到山谷后不久，我便抱着变化的观念生活，意识到我所发现的完美即将消散。这赋予了我体验到的美和季节的变迁一种酸楚。每个春天，每个秋天，我一次次向自己承诺弄一部相机（至少学会用手头的那部），记录车道，记录梧桐树下废弃的小屋，吉卜赛大篷车，农用房屋，杰克的农舍、花园和鹅场。但是散步时我从没带上相机。也许由于我没有切实地记录下这些事物，它们很快便仅存于我的脑海中，平添了一种酸楚。

我曾觉得，因为我缺乏安全感的过去——印度农民，被殖民的特立尼达和家庭的境况，殖民地的狭隘满足不了我的志向，我把自己连根拔起，追求写作事业，带着微薄的资源来到英国，如今我仍旧必须依靠这份微薄——我曾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对这个不通融的世界有着一份特别温柔或者原始的感觉。

我觉得杰克坚实地扎根于他的土地。但我也觉得他是过去的一部分，一种遗留，在被我的相机捕捉前就荡然无存了。我对杰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