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转告雷蒙德。放下电话她就穿上衣服，把床铺好。这种家庭主妇式的细心让我联想到她在其他场合的类似表现，这细心现在就已经让我感到痛苦了。

离开卧室前，她弯下腰，在我裤子前面亲了一下。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只留下走道，梅迪那可怕的厨房，楼梯平台，逐渐发黄的下午阳光，后院的树，空中的灰尘，炊烟，外面的喧闹，还有耶苇特下楼梯的脚步声。临走前，她在我的裤子上亲吻了一下，如果换成别的地方，我会认为是妓院的礼节，是小费给得多的妓女做出的表示，我只会嗤之以鼻，而现在却让我深深感动，让我忧伤，让我疑惑。是不是发自真心？是不是真的？

我想去希腊俱乐部，再出一身汗，把新获得的能量消耗掉，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去。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听任时间流逝。天色渐渐暗下来，我陷入了沉静。我觉得自己得到了赐福和重生。我想一个人待着，独自品尝这份感觉。

后来，想到要吃饭，我开车来到大坝边的夜总会。由于经济繁荣，外国人众多，夜总会的生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它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还保持着临时建筑的样子，让人觉得随时可以抛弃，抛弃了也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它几乎只是四面墙，围着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

我坐在悬崖上的大树下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可以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大坝。我一直坐在黑暗里，感受着皮肤的清新，直到有人看到我，把树上的彩灯打开。不断有车开过来，不断有车在停靠。能听到欧洲和非洲腔的法语。非洲女人三三两两乘坐出租车从镇上赶来。她们裹着头巾，昂首挺胸，大声说着话，趿着拖鞋慢吞吞地走在空地上。这是耶苇特在蒂弗里为之不快的外国人家庭场景的另一面。不过对我来说，一切都很遥远——夜总会、小镇、滞留镇上的村民、外国人，以及“这个国家的现状”，在我看来都成了背景。

开车回到镇上，镇上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到了晚上，主要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村庄的气息。一群群人在棚屋区的酒铺周围晃悠，人行道上炊烟四起。有人用木片隔出睡觉的地方。疯疯癫癫、酒气冲天的老人穿着破烂的衣裳，动不动就像狗一样狂叫。他们把食物拿到阴暗的角落，背着人吃掉。有些商店（特别是服装店）橱窗里展示着昂贵的进口货，为防止偷窃，一直打着明亮的灯光。

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广场上，一个年轻的非洲女人在叫喊——真正的非洲式叫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扭着她的胳膊，在人行道上推搡着。广场上的人无动于衷。这两个人是青年卫队的队员。大人物每月给他们发放一点儿津贴，还配了几部政府的吉普车。不过，和码头的官员一样，他们实在没什么差事，只好找些事来做。现在他们在进行“风纪巡逻”，打的是风纪旗号，行的却是缺德之事。那女孩可能是从酒吧里随意抓来的，可能就因为她在他们问话时顶嘴了，或者是拒绝回答。

回到家，我发现梅迪的灯还亮着。我叫了一声：“梅迪？”他在门后面回答：“恩主。”他不再叫我“萨林姆”了。除了一起在店里上班的时候，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少。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悲哀。回到卧室，我想着自己的运气，不禁为梅迪感叹：“可怜的梅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么一个友善的人，到头来却没了朋友。他应该留在海岸。那才是他待的地方，周围有和他一样的人。到这里之后，他迷失了。”

次日晌午，耶苇特打电话到店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但她没有说我的名字，也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问：“你在家吃午饭吗？”除了周末，我很少在家吃午饭，但我还是回答说：“是的。”她又说：“那我到时候过来找你。”就这么把电话挂了。

她没有留出停顿和沉默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吃惊。十二点刚过，我在白色的客厅等候。我站在乒乓球桌边翻看一本杂志，心里并没有什么吃惊的感觉。尽管这样的见面不同寻常，尽管这个时间比较奇怪，尽管强光炽人，我还是觉得，这一切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某种东西的延续。

我听到她急促的脚步声，从她前一天下午走过的楼梯上传来。我突然产生了莫名的紧张，我没有动。楼梯口的门开着，客厅的门也开着，她的脚步很轻快，没有停顿。见到她，我心中充满了欣喜，如同一块大石落了地。她的举止还是那么矫捷轻快，但是她那张一贯微笑着的脸上却没有了笑容。她的眼神是严肃的，带了少许让人慌乱的、挑战性的贪婪。

她说：“我一上午都在想你。我没有办法从脑海里把你赶走。”刚一进客厅，她好像就要离开，好像她的到来只是电话中那种直率的延续，好像她不想给我们留下任何说话的余地。她径直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

对我来说，和上次一样。在她面前，我摆脱了过去的幻想。我的身体遵从它新的冲动，发掘能量来回应我新的需求。新的——正是如此。一直是新的，而我的身体越来越熟悉它的反应，我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它需要狂野，需要控制，需要灵巧。结束后（整个过程都是我在主导），我身上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生机，我感觉这次的愉悦甚至远远超过了前一天下午。

我十二点钟关的店门。刚过三点，我回到店里。我一口中饭也没有吃，要是吃饭会来得更晚，而星期五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到了店门口，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