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为此感到兴奋。或许她也是在满足我的需求。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得知，也不是很想去了解。孤独让我陷入痴迷，我开始把这孤独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

到最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我们都将回到被打断的正常生活。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确定的结局——即便繁荣转为衰退，我的财产从十五跌到了十四，纳扎努丁及其四处漂泊的家庭要设法在加拿大立足——这种确定性是我的保障。

突然之间，舒芭离开了我们，去东部看望她的朋友。她的父亲去世了，她要去参加火葬仪式。

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我和他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我对他们的态度时有变化，但他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舒芭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压力、痛苦，还有某种类似疾病的东西。我也看出她有些在装。但我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准备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招呼一声：“留下吧！”我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人，感到有些眩晕。走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我看到烧饭的火苗照亮了周围人们瘦削而疲乏的脸，看到商店雨篷下的人围坐在黑暗中，看到有人在自己搭建的围栏中进入梦乡，看到衣着破烂、神情迷惘的疯癫老人徘徊在街头，看到酒吧的灯光从木头走道那边散发开来。一切都这么熟悉，同时又显得如此陌生。

快到公寓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音量大得出奇，上楼梯的时候我想肯定是梅迪在听首都电台的足球赛解说。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声调忽高忽低，语速忽快忽慢，还有众人的呼喊声。梅迪的门开着，他就坐在床沿上，穿着短裤和背心。灯泡悬在屋子中央，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梅迪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专心收听，中间说了一句：“是总统。”

现在我听明白收音机里的话了，显然是总统。怪不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