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大。和本地人在一起，总统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形象出现。有时他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占的版面一样大，但他只登出头像，而其他人则是全身照。比如这张总统对南部官员讲话的照片，就是从总统肩膀上方拍的，总统的肩膀、头部和帽子占了照片的大部分空间，官员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像一个个小圆点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

“他在谋杀这些人，萨林姆。他们内心在呐喊。他也知道他们在呐喊。而且你知道，萨林姆，他那里的东西不是什么神物，什么也不是。”

扎贝思在看店里挂的总统肖像，总统手里拿着酋长的手杖，上边刻着各式各样的形象。手杖中间是一个矮壮敦实的人形，腆着大肚子，据说神物就在那肚子里头。

扎贝思说：“那东西什么都不是！我给你讲讲总统这个人吧。他手下有个人，总统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由这人打前锋。这人每次都是车子还没停稳就跳出来，对总统不利的东西都跟着这人走了，不会纠缠总统。这都是我亲眼见过的，萨林姆。我还要告诉你：每次跳出来混到人群中的这个人是白人。”

“但是总统没有到这里来过啊，贝思。”

“我见过了。我见到那人了。不要说你不知道啊。”

梅迪那一整天表现得都不错。他只字不提前一晚发生的事，对我既敬畏（这是对一个举止狂暴的受伤的人表现出来的敬畏）又体贴。我记得在海岸那些年，每次家里大吵一番后，都会出现这种情景。我想他也记得那些场景，所以言行举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到最后，我是在演给他看，算是帮他。

我同意他在半下午把我送回家，他说他今天负责关门。往常打烊后，他总是回他自己家，但这次没有，而是回我的公寓了，让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不会离开我。我能听到他蹑手蹑脚走动的声音。他这样做没必要，但他的关注让我感到安慰。我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时浮现前一天某个模模糊糊的场景（不，是前一天本身），慢慢地就睡着了。

时间飞快地溜走。每次醒来，我都很迷惑。无论是下午的阳光，还是喧闹的黑暗，都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就这样，第二个晚上过去了。电话铃没有响，我也没有打电话。早上，梅迪送来咖啡。

我如约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中饭——我感觉，去汉堡王，接到午饭邀请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家的帘子都拉上了，挡住了外面的强光。屋里的波斯地毯、铜器，还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都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没有改变。午饭时大家都没怎么说话，这顿饭并没有多少团聚或和解的用意。我们都没有谈到近来的时事。地产价值这个话题——过去马赫什很喜欢谈论，现在一提起来大家都垂头丧气——也没人提起。我们说的话都是评论吃的东西。

最后，舒芭问起耶苇特的情况。她是第一次这样做。我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她讲了讲，她说：“我很难过，我想类似的事情二十年内不会再次发生在你身上了。”我一直对舒芭有成见，她生活方式保守，心里总怀有怨恨，但如今竟说出这样饱含同情和睿智的话来，让我有些吃惊。

饭后马赫什清理了饭桌，端来雀巢咖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家的任何仆人。舒芭把一幅窗帘拉开一些，让更多阳光照进来。她走进阳光中，在靠背长椅上坐下——椅子是铁管框架，扶手呈船桨状，牢固而厚实——示意我坐过去。“过来，萨林姆。”

我坐了过去，她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她把头扬起来，让我看她的侧面：“你看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了吗？”

这问题我没有听懂。

她叫道：“萨林姆！”脸转过来正对着我，头仍然扬着，盯着我的眼睛：“我现在是不是破相了？看看我眼睛周围和我的左腮。特别是左腮。你看到什么了？”

马赫什把杯子放到一张矮桌上，站到我身边，和我一起看。他说：“萨林姆什么也没有看到。”

舒芭说：“你让他自己说。看看我的左眼。看看我左眼下方的皮肤，还有颧骨。”她把脸抬起来，像是在摆硬币头像的造型。

我很费力地寻找她要我看的东西，这才发现她眼睛下面有些发青，开始我还以为那是疾病和疲惫的迹象，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些瘀斑，在左颧骨上方还有一点儿淡淡的青紫，在她白皙的皮肤上隐约可见。因为刚才没看见，现在看见了，想忽略也不行。我发现这就是她说的破相，她也发现我看到了。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忧伤和认命的神情。

马赫什说：“现在没那么明显了。是你指点他才看到的。”

舒芭说：“我和家人说我要嫁给马赫什，我的弟兄们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你看，真的发生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拍了电报过来。我以为他们是要我回去参加葬礼。这种局面下回去真是糟透了——父亲去世了，国家局势一片混乱，非洲人又如此可怕。我觉得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是我不能告诉他们这些。你问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好担忧的。你还得跟着他们一起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天早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干了一件大蠢事。那里有个信德女孩，听她自己说以前在英国读书，回来后开了一家美发店。那地方是高原，阳光非常刺眼，我开了好长时间的车，走访老朋友，或者只是瞎转悠。过去钟爱的一些地方现在再去看觉得很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