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中工作和生活的欧洲。

对于这样的欧洲，我心里还无法形成一幅图景。不过它就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你不会错过，也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些小摊、小铺、小售货亭，还有熏黄的杂货店——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开的——给人留下的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设法挤进来的那些人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在伦敦中央做着生意，就如当初在非洲中央做生意一样。运货的距离或许短一些，但商贩和货物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仿佛是从远处看伦敦街头这些人，这些像我一样的人。我看到了半夜零售香烟的年轻姑娘，她们像是被困在了售货亭里，如同木偶剧院的木偶。她们被隔离在自己前来投奔的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之外。我在想，她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伦敦，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有什么意义呢？

刚从外面来到非洲的人有多少幻想啊！在非洲，我认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我们都对工作有一种英雄式的、创造性的本能和能力。我曾经将其同非洲村庄的冷漠和消极进行对比。现在，在伦敦，在忙忙碌碌的背景之下，我发现这种本能就只是本能，毫无意义，人们为了工作而工作。我的心里涌起一阵反叛的冲动，比我童年时期所知的任何感觉都要强烈。我对因达尔所说的反叛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同。因达尔当年走在伦敦的河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冲动，决定抛弃忠于家族、敬拜祖先之类的观念，抛弃对伟人的愚昧崇拜，抛弃与这种崇拜以及那些观念相应的自我压抑，有意识地让自己投入到更广大、更艰难的世界之中。我要在此地生活，就必须按他所说的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但在非洲的时候，我曾反叛过。我的反叛达到了我自己的极限。我本来是到伦敦来解脱，来求救的，我想把握住还有所存留的正常生活。

我和纳扎努丁的女儿凯瑞莎订婚了，纳扎努丁丝毫没有表现出吃惊。多年前，他就从我的手相上看出我的可信，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这曾经让我很沮丧。凯瑞莎自己也没表现出吃惊。事实上，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吃惊的是我本人。生活的转折如此轻而易举，我怎能不吃惊？

我是在快离开伦敦的时候订婚的。不过大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事已经定下来了。经过那么快的旅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把自己交托给凯瑞莎，让她叫着我的名字，领着我在伦敦到处走，这确实让我感到宽慰。凯瑞莎去过乌干达，去过加拿大，她通晓世事，而我则懵懂无知，有时候还不懂装懂。

凯瑞莎是药剂师。药剂业务也是纳扎努丁生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