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51]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

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52]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53]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

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54]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