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订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后面，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别预订”。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这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地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减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张牌桌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