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各地将领，还在为那道“战略研讨会”的诏令而震动、筹划、疑虑或激动时。

另一波，更加深入基层的诏令浪潮，已悄无声息地紧随而至。

没有锦衣卫的赤羽飞骑，没有八百里加急的蹄声。

一支支由十数人或二三十人组成的特殊队伍，穿着半新不旧的青色或蓝色吏员、士子常服。

风尘仆仆，却目光明亮，手持代表天子授权的榆木节杖（形制简朴，却刻有“宣谕四方”字样）。

出现在了帝国北疆最重要的军营门口——宣府、大同、蓟州、山海关、宁远、锦州，乃至广宁前线一些重要的屯堡。

他们并非前来查账、督战、或是寻衅呵斥的监察御史，也不是兵部派来指手画脚的职方司郎中。

他们有一个对大明军队而言完全陌生的崭新名号——“宣导使”。

这些年轻人，多数不过二十到三十岁，尚未被官场暮气侵蚀，眼眸清澈，身上带着明显的书卷气，却又没有丝毫传统读书人面对武夫时那种或鄙夷、或畏惧、或故作清高的迂腐傲气。

他们中的一部分，是皇帝当年在陕西推行新政时，从基层实干吏员和接受新学的生员中破格选拔出来的；

另一部分，则是崇祯皇帝改革科举、加考“实务策”与“格物初步”后，脱颖而出的新科举人或年轻进士，被直接派往军营“历练实情”。

他们奉的是皇帝亲笔写就、盖有私玺的严令，行的却是亘古未闻、甚至让许多随行保护的低级军官都目瞪口呆之事——

与士兵同吃一锅粥，同睡一方土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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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东，广宁前线，某屯堡。

时近黄昏，寒风刺骨。

低矮的营房里，土炕烧得温热，却依旧抵不住门缝钻入的寒气。

几十名刚结束巡逻的士兵挤在炕上，身上带着未化的雪屑，沉默地捧着粗陶碗，喝着稀薄的菜粥。

他们大多面容粗糙，眼神疲惫而麻木。

三名宣导使坐在炕沿，同样捧着一样的碗，小口喝着。

为首的叫陈启新，不过二十五六，面容清瘦，眼神温和却坚定。

他放下碗，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目光落在一个沉默地缩在角落、脸上有道狰狞刀疤的老兵身上。

“王老哥，”

陈启新开口，声音不大，带着关中口音，在这寂静中格外清晰，

“听口音，您是榆林人？”

那老兵抬眼，警惕地看了他一下，含糊地“嗯”了一声。

“巧了，”

陈启新笑了笑，毫无架子，“我有个同窗，也是榆林卫的。他说前年家里分了田，他爹写信来，说如今租子少了，饭能吃饱了，还琢磨着开春多养两只羊。”

他顿了顿，看向老兵，“王老哥，您家里……还有亲人吗？田还在吗？”

老兵握着碗的手紧了紧。

良久，他才沙哑道：“……没了。万历四十六年，鞑子入寇，村没了……爹娘、婆姨、娃，都没了。田……早被卫所的千户老爷‘代管’了。”

营房里一片死寂，只有炉火噼啪声。

其他士兵都低着头，但陈启新看到，不少人握碗的手在微微发抖，眼中流露出兔死狐悲的惨然。

陈启新沉默片刻，没有说空洞的安慰话。

他挪了挪身子，靠近一些，声音更缓：“老哥，您脸上这疤……”

老兵下意识摸了摸那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狰狞伤口，混浊的眼睛里骤然爆出一丝恨意：

“广宁溃败那年，老子殿后，一个镶白旗的巴牙喇，用的不是刀，是铁骨朵……他想抓活的。”

“您活下来了。”陈启新轻声道。

“活下来了，”

老兵惨笑，“像条狗一样爬回来的。”

他猛地抬头，盯着陈启新，“你们这些读书人，懂什么？！知道看着兄弟被鞑子当牲口一样砍倒是什么滋味？知道夜里做梦都是他们的脸是什么滋味？！”

“我们不懂，”

陈启新坦然迎着他的目光，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但我们知道，建奴称我们汉人，叫‘两脚羊’。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是人，是会说话的牲畜，是随时可以屠宰、可以奴役的牲口。”

他环视着渐渐抬起头的士兵们：“兄弟们，你们想一想。陕西为什么会有高迎祥、张献忠？是因为百姓活不下去了！朝廷为什么能平定他们？是因为陛下给了百姓活路，分了田，减了租！

而现在，建奴在辽东干什么？他们抢我们的地，烧我们的屋，把我们的人掠去为奴为婢！他们想让我们世世代代，都当他们的‘两脚羊’！”

陈启新站起身，虽然瘦削，却自有一股凛然之气：

“我们再看看身后！穿过这长城，就是河北，是山东，是陕西，是你们的家乡！那里有你们可能还在世的爹娘，有你们离散的妻儿，有你们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垄坟茔！这一仗，我们守在广宁，难道只是为了那几钱活命的饷银吗？！”

他声音陡然拔高：“不是！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父母妻儿，不用在睡梦中被马蹄惊醒！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堂堂正正地说汉语、写汉字、祭拜自己的祖宗！

是为了这大明，为了我们汉家儿郎的脊梁，不在鞑子的铁蹄下被踩断！”

营房里，呼吸声粗重起来。

那刀疤老兵死死攥着碗，泪水混着脸上的污垢滚落，却咬着牙没出声。

其他士兵眼中，那麻木的疲惫渐渐被一种名为“仇恨”与“守护”的东西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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