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急切上书请求增兵并且一统兵权，这就是一个足资利用的突破口。

张邦昌知道赵桓不可能轻易应允李纲，所以虽有许翰等人支持李纲的奏请，他却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抓紧时间先暗地里去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危国祥召到府中，旧话重提，说二五请愿的主谋，朝廷是决意要追查到底的。此前无人肯出来做证，依老夫看不是没有证人，而是他们心怀顾忌，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朝廷的决心很大，只要他们据实出证，本相可保其一切无虞。这是为朝廷立功的良机，机不可失，切须把握。

危国祥深会其意：如今李纲远离汴京鞭长莫及，正好做手脚将其一举扳倒。为了挽回因上次事败而在张邦昌面前留下的无能印象，他决意此番将事做成。回去之后，他选择了几个比较贪财而又囊中羞涩的朋党，忍痛出血贿以重金，声称李纲业已失势，搜罗证据为其定罪的行动已在朝野秘密展开，墙倒众人推，你等若不肯做，自有肯做的人，将来那巨额的赏金可就要旁落他人之手了。将唾手可得的钱财拱手让人，岂不惜哉？至于种种顾虑，其实大可不必，李纲权势既失，连汴京都回不得了，还有什么能耐报复你等？这样连哄带诈好说歹说，终于诱得那几个人动心，相互串通好证词，编造下了一份诉状。

当李纲的奏折再次呈达朝廷时，成竹在胸的张邦昌在朝殿上说话了。他做出忧心忡忡之状启奏，李纲屡次欲将天下兵权俱揽其手，用心十分可疑，皇上不可不慎察。许翰、孙傅、何栗见他危言耸听，相继出班反驳，皆言李纲之请盖为守疆保国，非欲拥兵自重。疑其别有用心，更是无稽之谈。

这时张邦昌便提出了二五请愿之事，说业已查明其幕后之主谋确为李纲。两者联系起来，岂不发人深思吗？耿南仲、唐恪看出张邦昌是有备而发，马上连声附和，说据此看来，李纲还真是野心不小，不可不防。

许翰被他们的信口雌黄激怒，厉声驳斥其言纯属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徐处仁和吴敏认为指称李纲心怀不轨未免荒唐，兼之对张邦昌多有看不惯处，也出班斥其不宜捕风捉影猜疑大臣。张邦昌面对质诘并不多说，径将那份实名实姓签字画押的诉状呈于御前，奏称人证可以随传随到。

赵桓接阅后，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沉默有顷，宣布退朝。许翰见势不好，连忙高呼臣还有言启奏，赵桓却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其后徐处仁、吴敏及许翰、孙傅、何栗、李若水、陈公辅等许多大臣皆有奏折呈上，请求召对。赵桓一概未召，只于延和殿单独召见了张邦昌。召见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时辰。其中所谈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张邦昌必定会充分利用这次召见，这是不言而喻的。

结果很快便见了分晓：徐处仁罢相致仕；吴敏免少宰，除观文殿学士；许翰免同知枢密院事，除延康殿学士。张邦昌进太宰兼门下侍郎；唐恪进少宰兼中书侍郎；耿南仲进尚书左丞；聂昌进同知枢密院事；徐秉哲接替聂昌就任开封府尹。

圣谕颁下，主和派大喜过望，主战派一片寂然。

孙傅、何栗心下不服，意欲提出查证所谓二五请愿证人的真伪，被许翰劝止。许翰说，彼既蓄谋，必有防备，以我等之力是查不出名堂的。大势已定，徒劳无益，皇上对你们网开一面，已算是手下留情，你们切莫再自招祸端。张邦昌之流甚是阴险，若我们于此事上纠缠不休，恐是对伯纪兄更为不利。目下我们只宜韬光养晦，静待其变，再作道理。孙傅、何栗想想也是，便不得不忍气吞声，权且缄口。

后来聂昌私下里请教张邦昌，如何能在参倒李纲的同时，顺手牵羊将徐处仁和吴敏一并拉下马来。张邦昌一本正经地回答，徐吴二人落职，却与本相何干？皇上天纵英明，难道看不出他们与李纲狼狈为奸居心不正吗？聂昌会意道，呵呵，不错不错，彼等与李纲结党营私蒙蔽圣听，端的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此番变故的内情，李纲当时难知其详，但它的结果已明确地告诉李纲，由于某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已经严重地或者说彻底地失去了赵桓的信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越申辩越糟糕，申辩得再有道理，皇上也不会推翻定论，反而会加重处罚。

事无可为矣！仰天长叹之余，李纲被迫上书，自请罢免知枢密院事，以示知罪之意，尽管他委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数日之后，老将种师道抱病抵达怀州，接手帅印。对于种师道，目前大权在握的那些宰执们也并不待见。之所以再度起用，盖因别无人选。但究其根本原因，实因是朝廷不能知人善任，执政有意排除异己，否则放眼泱泱大宋，何致匮乏栋梁。再者现在接任两河宣抚使，也不是什么美差，李纲解决不了的难题，种师道同样解决不了。或许李纲的今日，就是种师道的明天。

李纲与种师道对这些事都心知肚明，都为对方的处境深怀忧虑。但值此敏感时期，除公事交割外，两人唯心照不宣地互嘱保重，余者不便多言。

作为李纲的贴身卫士，甘云本是要护送李纲回京的。但在临行前，李纲郑重其事地委派他将一封密信送往磁州。甘云虽对李纲放心不下，却不能不遵命前往。

其实那封“密信”，乃是一封推荐信。这是李纲为甘云谋划的一个前程。李纲是个惜才的人，通过将近一年的朝夕相处，他对甘云了解得比较透彻。这个年轻人正直质朴，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