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锁住。在她的注视下，我的脸感到刺痛。我能摸到自己皮肤下的骨骼。

后来，我的父母走上门口的台阶。

我打开门，父亲在楼梯口给了我一个拥抱。

“好样的。”他说，“各方面都能得到高分。”

母亲看上去苍白而疲劳。出门总会引起她的头痛。

“是的。”她说，“好姑娘。”

“那么，甜心，一个人在家里，你过得怎么样？”

“很好。”

“我就知道。”他说。然后，他不禁又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开心的拥抱，还亲吻了我的额头。“该睡觉了。看书别太久。”

“我不会看太久的。”

之后，我听见父母做上床睡觉前的准备工作：父亲打开药柜，找出母亲的药片，倒了一杯水。他像往常那样说：“好好睡一晚，你会感觉好些。”接着，客房的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另一个房间里的床发出了咯吱声，我听见父亲喀哒一声关上了灯。

我了解有关双胞胎的知识。本应该变为一个人的一个细胞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变成了两个同样的人。

我是双胞胎中的一个。

我的双胞胎妹妹死了。

此事现在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躲在毯子底下，手紧紧地压着我身体上的银粉色的月牙形疤痕。这是我妹妹留下的影子。犹如一个肌肉考古学家，我在自己的身体上仔细探寻它古老的历史。我冷得像一具尸体。

我手里握着信，离开店堂，上楼去自己的公寓。每上三层书的高度，楼梯就会窄一点。我一边走，一边关掉身后的灯，开始准备写一封措辞礼貌的回绝信。我可以告诉温特小姐，我不是她要找的那种传记作家。我对当代文学作品毫无兴趣。我没有读过温特小姐写的任何一本书。我觉得待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很安适，我这辈子还从未采访过任何在世的作家。我与死人打交道时更觉自在，坦白说，活人让我感到紧张。

或许没有必要将最后这句话写进信里。

我不愿费劲去做一顿饭了。喝一杯可可就行。

热牛奶的时候，我向窗外望去。夜晚的窗玻璃上映出的人脸是如此暗淡，你可以透过它看见漆黑的夜空。我们隔着冰冷的玻璃，脸颊贴着脸颊。假如你看见我们，你会明白，若不是因为这堵玻璃，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区分开。

十三个故事

告诉我真相。信中的词语在我的头脑中打转，它们萦绕在我顶楼公寓的斜屋顶下，就像一只飞入烟囱的小鸟。那个男孩的恳求自然会影响到我；从未有人告诉我真相，我得自己偷偷地去发掘它。告诉我真相。全部。

但是我决心要把那些词语和那封信赶出我的脑子。

快到时间了。我迅速行动起来。我在浴室用肥皂洗脸，刷牙。八点差三分时，我穿着睡衣和拖鞋，等待水壶里的水烧开。快一点，快一点。八点差一分。热水瓶准备就绪，我打开水龙头倒了一杯水。时间就是生命。因为八点一到，世界就会静止。轮到阅读时间了。

晚上八点到凌晨一两点一直是我的魔法时段。在我的蓝色灯芯绒床罩的映衬下，在一轮灯光的照明下，翻开的白色书页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但是那天晚上，魔法失灵了。前一天晚上悬而未决的情节线索，不知怎么，在今天白天变松了，而且我发现自己不可能去关心它们最终如何被织在一起。我努力全神贯注于一个情节上，但是我刚开始集中注意力，就有一个声音插进来——告诉我真相——它解开结，线索又彻底断了。

我的手在旧爱们的上方徘徊：《白衣女人》《呼啸山庄》《简爱》……

但是没有用。告诉我真相……

阅读过去从未让我失望。它一直是一件确定的事情。关上灯，我把脑袋搁在枕头上，试着睡觉。

回响的声音。故事的片段。在黑暗中，我听到它们的声响越来越大。告诉我真相……

凌晨两点，我起床，穿上一双轻软鞋，打开公寓门，穿着睡衣，蹑手蹑脚地爬下狭窄的楼梯，走进店里。

店堂的后部有一个很小的房间，跟一个壁橱差不多大小，当我们需要包装送去邮寄的书时，就会用到它。里面有一张桌子，几张牛皮纸、一把剪刀和一团细绳放在一个架子上。除此之外，还摆着一个普通的木头橱柜，里面装着大约十几本书。

橱柜里的东西很少有变化。假如你今天打开看，你就会看到我昨天看到的东西：一本没有封面的书靠在橱壁上，它的边上搁着一本人造革封面的书。两本竖放的拉丁文书。一本旧《圣经》。三本植物学书，两本历史书，一本破旧的天文学书。一本日语书，一本波兰语书，还有一些用古英语写的诗篇。为什么我们分开保存这些书？为什么它们没有和伙伴们一起被摆在整洁地贴着标签的书架上？我们把深奥的、贵重的、罕见的书保存在橱柜里。这些书的价值相当于书店里所有其他藏书的总和，甚至更值钱。

我找的那本书——一本4英寸×6英寸大小的精装书，出版至今只有五十年左右——和它旁边的那些老古董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它是几个月前出现在橱柜里的，我猜想它是被父亲随手放在那儿的，那些天我本打算问过他之后把这本书放到架子上。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戴上了白手套。我们在橱柜里存着一副手套，接触书时，就戴上它，因为这里存在一种矛盾：正当书籍因我们翻阅而重获生机时，我们指尖的油脂却会在翻页时毁坏它们。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完好的封面和未被磨损的页角，说明它状况良好，它是一套按相当高的标准制作的通俗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