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来到科姆岛。可是，在这里他依然为不被尊重、不被认可而感到委屈。他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她想，不幸是一种传染病，你沾染上它的气息，就像携带了一种可怕疾病的恶臭。

帕吉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正是60年代解放思潮兴起的十年后。他的生活现在听起来更像是很久以前的一场噩梦。难以相信现在像他姨妈那种冷血的人依然存在，依然拥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当然了，也存在着这种可能。然而，事情本不需要变成这样。一位不一样的母亲，凭借智慧、自信、体力和脑力，无疑能够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成千上万的母亲都做到了。凯特不免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会为自己付出这么多吗？凯特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当她推开那幢位于内城区高层公营公寓的大门时，她无意间听到了外婆说的话。当时外婆正在和一位邻居聊天：“把她的私生女硬塞给我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是她至少应该活着，自己照顾这个孩子。”

她的外婆从未当着她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被视为一种负担，直到最后一刻她才意识到那也是爱的一种。现在，她逃离了埃里森·费尔韦瑟公营公寓，逃离了那种气息、那种绝望和那种恐惧，不必再在每次电梯失灵的时候爬过长长的楼梯，穿过每一层潜伏着暴力的楼层。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她凭借着自己的辛勤、抱负——当然，还有一些冷酷，摆脱了贫穷和失败。然而，她无法摆脱她的过去。她的外婆至少提起过一次她母亲的名字，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没有人知道她父亲是谁，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她仿佛并非由脐带牵引着降生，而是凭空从虚无中飘浮到这个世上。然而，即便是晋升也沾染着愧疚。选择这份特殊的工作，她难道就没有背弃信仰，甚至背叛那些她难以摆脱关系的一无所有的人？

本顿开口了，声音如此之轻，以至于她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我在想就算童年过得幸福又怎么样。或许，结果还是一样。从小就幸福的人说不定长大后还会苦苦追求那些难以获得的东西。就像念书时过得最快乐的那群人，时常回来，不错过任何一次同学会。在我看来也是相当可悲。”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大多数人得到的爱都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沉默又一次降临。凯特说：“那句诗是怎么说的来着，完整的一句？你肯定知道。毕竟，你拿到了文学学位，不是吗？”

那种她从未完全摆脱的怨恨再一次刺痛了她。

本顿平静地回答：“那句话出自奥登的一首诗，《1939年9月1日》。我和公众都知道，所有的学童在学习什么，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报以邪恶。[2] ”

她说：“并非所有人都那样，也并非总是那样。不过，他们不会忘记，而且他们也确实付出了代价。”

12

乔·斯特维利态度坚决。询问过凯特的伤势后，她说：“目前他没有咳嗽，不过，一旦他开始咳嗽你就把这个面罩戴上。我猜你们必须得见他，但是不要两个人同时进去。巡佐等一会儿再进。他坚持要下床，所以尽量长话短说。”

凯特问：“他已经康复到可以下床的程度了？”

“当然没有。如果他又指使你，你或许可以告诉那个讨厌的家伙这间病房里我说了算。”然而，她的语气却饱含着温柔的情谊。

凯特独自进入病房。达格利什穿着晨衣坐在床边。他的鼻腔里不再插着输氧管，但是还戴着面罩，看见凯特进来他费力地站起身。彬彬有礼的样子令凯特一下子湿了眼眶，她眨眨眼忍住泪水，不慌不忙地走到乔特意放在远处的一把椅子旁。她的步伐尽量自然，免得让他看出伤口有多疼。

面罩令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我们俩是一对伤兵，不是吗？你觉得怎么样，凯特？我听说你折了一根肋骨。我想一定疼死了。”

“并不是一直疼，长官。”

“至于帕吉特，我猜，一定已经离开了科姆岛。我听见直升机的声音了。他怎么样？”

“他没惹什么麻烦，我想他正期待着恶名远扬的那一刻。我可以汇报情况了吗，长官？我的意思是，你感觉好些了吗？”

他温柔地说：“是的，凯特。我很好，慢慢说。”

凯特不需要翻阅笔记本。她一五一十地汇报事实，从如何发现冰箱里的血样和头发，到帕吉特劫持米莉，乃至灯塔里每分每秒发生的事。她尽可能少地提到自己。现在是时候说些有关本顿的事了。但是该如何说呢？本顿-史密斯巡佐的表现可圈可点？不行。听起来太像期末报告老好人似的套话了。

她顿了一下，坦白地说道：“如果没有本顿我不可能做得到。”

“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凯特。”

“我认为他比预期做得更好，长官。把我往那扇窗户里硬推需要很大的勇气。”

“能忍受那种痛苦也需要很大勇气。”

这远远不够。她低估了本顿，现在是时候为他正名了。她说：“他很擅长和人打交道。伯伊德死后，伯布桥夫人很痛苦。我认为我们已经无法从她身上获得什么信息。本顿却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我就不行。他很懂人文关怀。”

达格利什微笑着看着她，在凯特看来这个笑容所包含的意味远不只赞许、工作交情甚至友谊。达格利什本能地伸出手，凯特走到跟前握住它。许多年前她外婆去世时，懊悔和悲痛压垮了她，她曾扑进他的怀里寻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