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发英文“谢谢你”的第一个辅音时，舌尖应该放在牙齿中间，这样则会发出介于t和s之间的特别英音。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说了“坦克”，却没有说thank。

“我家住在坎特伯雷市，我心系圣城耶路撒冷。我在耶路撒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将起程回自己的家乡，如同我来时一样。”

有悖自己的主张，有悖自己的纪律，有悖自己的良好判断，我突然被他吸引了。（这个即使违抗国王命令也站在我们一边的英国警察会被当做叛徒吗？）我曾创作过三首诗，描写大卫王时代的英雄，只给雅德娜一个人看过，我也选用了典雅的语言。实际上他很幸运，我是说那个军士，那天夜里他在街上抓的是我，而不是本·胡尔或者奇塔：他们会取笑他那浮华的希伯来语。然而，我内心中轻轻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最好留心观察，别轻易上当。正如我们从泽鲁巴比尔·吉鸿先生那里所听到的：“他们神气活现，说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他们心里有七种令人厌恶的东西。”“充满狡诈与欺骗。”（“狡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当然，还有爸爸一成不变的说法，即他用英文为地下武装写的标语：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

写这些让我感到耻辱，然而我要将其写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我可以从他手中溜走，溜到院子里。警察很笨的，漫不经心，他有点让我想起我的老师吉鸿先生：令人费解但用意良好。就连走泽弗奈亚大街的缓坡他也会气喘吁吁，呼哧不已。（后来我发现他患有哮喘。）我不但可以逃跑，如果我真是地下室里的黑豹，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他的手枪。手枪并没有挎在臀上，在应该在的位置上，而是滑到了屁股后面，来回摇摆。军士每迈出一步，手枪就轻轻地拍他一下，就像一扇没关好的门。夺枪而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就是把枪夺下，瞄准他的脑门（双眼中央，我想他也是近视眼），用英语大吼一声：“举起手来！”不然最好说：“不许动！”（加里·库珀、克拉克·盖博和汉弗莱·博加特23，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都会单枪匹马战胜五十个如此软绵绵的敌人。）但是，我没有征服他，为我们民族赢得一把宝贵的手枪。我承认，我忽然觉得有些遗憾，再走不多远就到家了。与此同时，我觉得那种感觉让人蒙羞，我应该为此感到耻辱。我确实感到耻辱。

军士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说：

“《撒母耳记》中写道：‘年轻就是年轻。’不要惧怕邪恶。我是个热爱以色列的陌生人。”

我权衡他的话。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简要告诉他真实情况，既以个人的名义，又以民族的名义。我是用英语说的：

“先生请别生我的气。在你们退出我们的领土之前，我们是敌人24。”

要是因为我讲了这些勇敢的话，他们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没关系，我想。监狱、绞刑架和恐吓，都吓不倒我。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在总司令部集会上从本·胡尔·提科辛斯基那里学来的规则：对付严刑逼供的四种途径。

我在黑暗中，感觉到邓洛普军士在冲着我的脸微笑，如同一条笨拙、好脾气的狗说的情话。

“很快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便会得到安宁。她的境内一片和平，她的宫内繁荣昌盛。不会有敌人和可怕之事降临这座城池。年轻人，在英语中，我们说enemies而不说enimies。你愿意我们继续见面，互相学语言吗？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冷静而敏锐地迅速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整个形势。我从爸爸那里得知，一个聪明人面临考验的当口，应该全方位地查明他所掌控的所有信息，理性地区分哪个具有可能性，哪个具有必要性，始终冷静地掂量面前的各种途径；只有那样才能把危害降到最小。（爸爸不但经常使用“肯定的”、“无疑的”，而且经常使用“合理的”和“真正的”。）在那一刻，我想起非法移民被送上岸的夜晚。地下组织的英雄们从停泊的船上把幸存者背起。整个英国部队将其包围在岸边。地下组织的英雄们销毁身份证明，与移民们混迹在一起，这样英国人便无法分辨谁是当地居民，谁是该被驱逐的非法移民。英国人把大家都关在带刺的铁丝网内，一个个拷问姓名、地址、职业。无论移民还是居住在这里的战士，面对拷问，只骄傲地回答：“我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在那一瞬间，我也下定决心，不把姓名告诉他们。即便他们严刑拷打。然而，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我在那个紧要关头，装作没听懂他的问话。军士和蔼地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经常在东宫咖啡馆见面。那是我消闲的地方。我跟你学希伯来语，作为回报，我教你英语。我是斯蒂芬·邓洛普先生。你呢，年轻人？”

“我叫普罗菲。”我勇敢地加了一句，“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

我担心什么？普罗菲只是个昵称。记得在电影《晴天霹雳》中，里面有奥莉维亚·德·哈维兰25和汉弗莱·博加特，汉弗莱·博加特被敌人俘虏了。他身负重伤，胡须蓬乱，衣服给撕破了，嘴角挂着血丝。面对审讯者，他露出淡淡的微笑，那微笑既文雅，又有几分嘲弄。他那冷峻的姿态流露出些微蔑视，让抓他的人觉察不到。

邓洛普可能不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说“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而不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可他没有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