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柔软的手一度从我的后背移到脖颈，轻轻拍了我两下，又放回到我的肩膀上。我爸爸少有几次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说：再想想，用理性来掂量掂量，确实，请改变一下想法。可是，邓洛普军士的手多多少少在对我说：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两个人最好在一起，即便他们是敌人。

爸爸通常这样形容英国人：“那些妄自尊大、蛮横无理的人，那副做派就像他们拥有整个世界。”我妈妈曾经说：“他们不过是一心想着啤酒的年轻人，恋家，渴慕女人，盼着放假。”（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渴慕女人”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宽恕他们的理由。当然也没有宽恕女人的理由。相反。）

我们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交界处的街灯下停下来，让警察喘口气。他站在那里，用帽子扇着汗津津的面颊。突然，他把帽子放到我头上，咯咯一笑，又把帽子放回自己的头顶。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像个充得鼓胀的橡皮娃娃。“蛮横无理”一词并不适合他。因为他既不蛮横，也不无礼。然而，我没有忘记，我必须认为他蛮横无理。

他说：

“我有点短气。”

我立刻抓住机会，回报他刚才为我矫正英语。我说：

“在希伯来语中，我们不说短气，先生。我们说气短。”

他把手从我肩膀上拿开，掏出一块花格手绢，擦去前额上的汗水。对我来说那是逃跑的最佳时机。或者是夺枪的最佳时机。我为什么像个假人一样，站在泽弗奈亚大街和阿摩司大街的拐角，等着他，好像他是个健忘的大叔，要我来陪伴，免得他忘记去往哪里？在那一刻，当军士“有些短气”时，我为什么具有一种冲动，要跑去给他拿杯水？如果叛变的标志是感到酸，或者说牙齿发酸，就像你嚼柠檬皮或肥皂，或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的感觉，那么在那个瞬间，我已经有点叛变了。不过我并不否认，也有某种窃喜。而今，当我写下这个故事时，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多，希伯来国家已经存在，不断打败其敌人，我依然有略过那个瞬间的强烈愿望。

另一方面，我深情地回顾它。

我已经在这里以及别的地方写下，一切东西均有其两面（阴影除外）。我愕然发现，在那个奇怪的瞬间，我们周围黑沉沉的，只有小片孤零零的微光在警察的手电筒下抖动，还有可怕的虚空，以及许多不安定的阴影。但是邓洛普军士和我不是阴影。我没有逃走也不是阴影，只是没有逃走。只是没有夺枪。在那一刻，一个决定形成了，它犹如钟声从我心中响起。

确实。

一定。

就这么定了。

我要接受他的建议。

我要在东宫和他见面，而后，以交换英文和希伯来文课为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