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但至少在她眼里，我未必是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不总是个孩子。我突然走过去，紧紧抱住她，此时爸爸正拧亮他的台灯，坐下来继续收集关于犹太人在波兰的历史的论据。为何那一刻的甜美竟夹杂着吱吱作响的粉笔的酸味儿，背叛的沉闷味道？

在那一刻，我决心告诉他们：

“我与本·胡尔和奇塔的关系结束了。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爸爸背对着我们，面向书桌上一堆堆翻开着的书，问：

“你干了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对朋友要忠诚？”

“我们决裂了。”

爸爸在椅子里转动一下身子，用他那自以为是的声音询问道：“决裂？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

妈妈说：

“他们又在黑暗中打枪呢。听着离这里很近。”

第16章

我曾经提过，本·胡尔那类人令我多么着迷，他总是渴，那不可遏制的渴赐予了他们野猫般倦怠的残酷——半睁着眼睛的冷峻权威。我就像在《圣经》课上学到的大卫王时代的英雄，总感到自己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欲将为之倾尽自己之所有，不惜冒生命危险为之从敌人的井里取水。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出于某种朦胧的希望，希望后来听到豹子嘴角挤出富有魔力的字眼：“你好样的，普罗菲。”

除了这些口渴的豹子，还有一类人令我着迷。这些人看上去与豹子们截然相反，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某种不可言说然而不难觉察的共同之处。我是指那些总是迷路的人。就像邓洛普军士。无论是当时，还是我正在写作的现在，我一向觉得迷路的人具有某种令人极其喜爱之处。这些人走在人生旅途上，整个世界仿佛陌生城市中的一个陌生的公共汽车站，他们错误地在此下车，不知错在哪里，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

他身材非常魁梧，非常高大，是一个大胖子，但是他很和蔼，好像有点软骨症。尽管他身穿军服，带着枪，袖子上镶着军士的杠杠，肩上的银色号码闪闪发光，头上戴着黑色的大檐帽，可是他看上去却像一个刚从光明中走进黑暗的人，或者从黑暗中走进光明的人。

他看上去像个刚刚丢了什么宝物的人，现在他想不起来丢了什么，它的样子，如果找到了又该做何处理。于是他一直在自己的内在寝室里、在走廊里、在地下室里、在储藏室里徘徊。即便他碰巧发现了自己丢失的物品，又如何认得出来呢？他疲惫不堪地走过去，继续寻找。他将穿着大皮靴，沉重缓慢地向前行走，越走越远，越来越迷失。我没有忘记，他代表着敌人，然而我有某种冲动，伸手给他。不是握手，而是支撑他。就像对婴儿，或者对盲人那样。

几乎每个傍晚，我都会偷偷溜进东宫，腋下夹着一本《留学生英语》和一本《新移民与拓荒者语言》。我不再介意豹子及其胁从分子是否仍旧沿着一条条小巷尾随着我。

我还失去了什么？

我迅速穿过烟雾缭绕、散发着啤酒恶臭的颓废前屋，不理会那粗俗不堪的笑声，遏制住自己欲用指尖抚摸台球桌上绿色台面呢的冲动，不看酒吧女的乳沟，以飞箭般的果决，径直快步走进里屋，来到他的桌旁。

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我白跑一趟，因为他并没有来，即便我们已提前约好，但有时他会忘记。有时他稀里糊涂。有时他在会计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突然被派去执行户外任务，在邮局门口站岗，或者在关卡查验身份证。他还暗示给我说，偶尔，他会因为行礼缓慢或是因为一只靴子比另一只靴子亮而受罚，在军营蹲禁闭。

谁曾在现实生活中，或在电影里看到过一个心不在焉的敌人，或看到过一个腼腆的敌人？邓洛普军士便是个心不在焉、非常腼腆的敌人。一次，我问他是否有妻儿等待他回到坎特伯雷的家中。（这是以某种不伤人的方式故意暗示他，英国人终将滚出我们领土的那一刻定会来临，这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邓洛普军士对我的提问感到震惊，他的大脑袋缩到肩膀里，犹如受惊的乌龟，那双长着黑斑的大手局促地从膝盖挪到桌面上，而后又挪了回去，接着从双颊红到前额，又红到耳根，犹如一块酒渍在洁白的桌布上洇开。他用精巧的希伯来语开始了冗长的致歉：眼下，他是个“孤独的行路人”，尽管上帝在《圣经》中专门教导我们“人独居不好”36。

有那么几次，我发现邓洛普军士坐在他通常就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等我，衬衣下摆在裤子外面晃动，肚子在皮带上忽闪，遮住了亮晶晶的搭扣——一个懈怠的肥胖男人。他也许在一个人下国际跳棋。我到来时，他有点吃惊，道歉，急忙把棋子放回盒子里。他会说这样的话：

“无论怎样，我很快就会输。”他露出微笑，某种“请不要注意我”的微笑，笑到一半脸就红了，脸红似乎增加了他的窘迫，这样一来便倍加窘迫了。

“相反，”我有一次对他说，“无论怎样，你会赢的。”

他想了一下，一下子明白了，甜甜地微笑着，好像我说出了令最睿智的哲学家费解的话。他又想了一下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大功告成时，会自己击败自己。”

然而，他同意只和我下一盘。他赢了，这使他充满了令人同情的窘迫。他开始致歉，好像他通过赢我的棋，亲自使暴虐的英国统治罪加一等。

有时，在给我上英文课时，他会为了复杂的时态规则和大量的不规则动词表示歉意。他似乎在指责自己，指责他的疏忽，因为在英语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