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宣示着一个由偏见所阐明的事实。

“在这一带，最接近警官的就是巡逻队员了。”马丁说。

“大多数地方，”科拉说，“巡逻队员都会随时随地作践你。”此时已经过了午夜，她迎来了第一个星期一。马丁女儿一家子已经回去了，菲奥娜也走了，她住在顺路而下的爱尔兰区。马丁坐在阁楼的一只板条箱上，扇着手里的东西，让自己凉快一下。科拉来回踱步，拉伸酸痛的四肢。她已经好几天没站过了。埃塞尔不肯露面。深蓝色的窗帘遮住了窗口，一支小蜡烛轻舔着黑暗。

就算到了这个钟点，马丁讲起话来还是要压低嗓门。隔壁街坊的儿子是个黑夜骑士。

作为奴隶主的打手，巡逻队员就是法律。他们是白种的，路数不正的，冷酷无情的。从社会的最底层和最堕落的群体中选拔出来，一无所知，连个小工头都无力胜任。（科拉点头表示同意。）巡逻队员什么理由都不需要，就可以凭着肤色把一个人截住。奴隶在种植园外让这些人撞见，就非得拿出证件不可，除非他们想挨鞭子，再去光顾一下本县的监狱。自由黑人必须随身携带解放证书，不然就得冒着被重新卖做奴隶的危险；但不管怎样，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偷偷运到拍卖场上。不肯就范的黑人淘气鬼有可能遭到当场射杀。他们随意搜查奴隶的村落，在对自由民抄家时任意胡来，抢走人家辛苦赚来的布匹，或是放纵淫欲，大占便宜。

镇压奴隶叛乱是最光荣的战斗召唤。在战争中，巡逻队员可以超越自己的出身，变成一支真正的军队。科拉把这些暴动想象成血肉横飞的大规模作战，在燎原之火照亮的夜空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是听马丁这么一说，实际的起义规模都非常小，而且乱哄哄的。奴隶们在城镇之间的路上乱窜，手里拿着随便捡来的武器：镰刀和斧头，刀子和砖头。在有色人叛徒的接应下，白人打手队精心布置伏击，靠着强大的美国陆军的支援，用火枪成群地射杀叛乱分子，再纵马将他们赶尽杀绝。一收到第一波警报，平民志愿者便加入巡逻队，平息骚乱，扫荡黑人营区，将自由民的房子付之一炬。嫌疑犯和局外人挤满了监狱。他们绞死犯人，并且出于防范目的，把相当比例的无辜者也一并吊死。一旦报了白人被杀的仇，更重要的是，对白人法律的冒犯得到了加倍的偿付，这些老百姓便回到自己的农庄、工厂和商店去了，巡逻队的例行巡查也随即恢复。

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有色人口巨大的数目一如其旧。人口普查的结论就呈现在一行行、一列列阴郁的数字之间。

“这事儿我们知道，可我们不说。”科拉告诉马丁。

马丁换了个姿势，板条箱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要是我们说了，我们也不会瞎嚷嚷。”科拉说，“干吗说我们人多力量大？”

去年秋天一个寒冷的夜晚，北卡罗来纳有权有势的老爷们开了个会，准备解决有色人的问题。政治家习惯性地回避奴隶制辩论的复杂性；驾驭棉兽的富农感到缰绳正在滑脱；必不可少的律师们出手，把写有方案的软黏土烧成永不褪色的法案。马丁告诉科拉，贾米森也有出席，他是州参议员和本地的种植园主。那是个漫长的夜晚。

他们在奥内·加里森的餐厅集会。奥内住在公平山顶，之所以叫公平山，是因为它能把山下很远很远的一切尽收眼底，如实地观察世界。这天晚上过后，他们的会议将以“公平大会”为人所知。晚餐主人的父亲曾经是植棉先驱中的一员，也是这种神奇作物精明的说客。在奥内成长的过程中，身边总是环绕着棉花的利润，还有它必不可少的恶——黑鬼。在他的餐厅里，那些人喝着他的烈酒，长久地逗留，而他坐在那儿，注视着那些长长的、没有血色的面孔，他思考得越多，他真正想要的就只是更多的利润，更少的黑鬼。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担心奴隶的造反，担心国会里北方的影响，却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是谁来采收这么多该死的棉花？

马丁说，在随后的日子里，报纸刊登了这些数字，好让人人都能看到。北卡罗来纳差不多有三十万奴隶。每年都有同样数量的欧洲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因为饥荒和政治原因逃离本国，涌入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港口。在州议会大厦的议席上，在报纸的社论版面上，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把这种供应让渡给北方佬？为什么不对人力输入的路线加以调整，好让它也能供给南方？他们在海外的报纸上做广告，宣传合同工的种种好处，宣传员深入酒寮、市镇会议和济贫院，百般推销，到了一定时候，包租的轮船便满载着自愿出海的人力，将梦想家们运往新国度的海岸。他们一上岸便下地干活去了。

“从来没见过白人摘棉花。”科拉说。

“我回到北卡罗来纳之前，还从来没见过暴民把人大卸八块呢。”马丁说，“看到这些，你就不会说什么事人肯干，什么事不肯干了。”

没错，你不能像对待非洲人那样对待一个爱尔兰人，不管他是不是白皮的黑鬼。一方面，买奴隶、养奴隶要花钱；另一方面，给白种工人支付微薄但可以糊口的薪水也要花钱。奴隶用暴力反抗稳定，这是个长期的现实。欧洲人一直都是农民，他们可以再做一回农民。一旦移民履行了合同（偿还旅费、工具和食宿的开销），并在美国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必将成为曾经养育了他们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