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个新的大家庭的中间？你以往知道的一切都在告诉你，自由是个骗局——可你还是做到了。我们仍然会逃跑，追随着好心的满月，寻找可以提供庇护的圣堂。

“瓦伦丁农场是一个妄想。谁告诉你们的，黑人应该得到一个避难的地方？谁告诉你们的，你们拥有那样的权利？每一分钟，你们这辈子遭受的苦难都在提出相反的意见。凭着每一个历史事实，它不可能存在。这个地方必定也是一个妄想。可我们做到了。

“美国也是一个妄想，所有妄想当中最壮观的一个。白种人相信，发自内心地相信，夺取这块大陆是他们的权利。屠杀印第安人。发动战争。奴役他们的兄弟。统统都是他们的权利。如果天下还有一丁点儿的公理，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它建国的基础是谋杀，盗窃，残忍的恶行。可我们做到了。

“你们期待我响应明戈的呼吁，渐进式地改变现状，对那些危难中的人关上大门。你们期待我响应另外的一些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离奴隶制凶恶的势力过于接近，所以我们应该向西迁居。我没有答案给你们。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会有‘我们’这两个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祖先来自整个非洲大陆。非洲很大。瓦伦丁兄弟辉煌的图书馆里有世界地图，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他们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讲一百种不同的语言。这么大的一个混合体，关押在运奴船上，运到了美国。到北方，到南方。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摘烟叶，种棉花，工作在最大的种植园和最小的农庄。我们是工匠和接生婆，是小贩和传道者。一双双黑色的手建起了白宫，那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官邸。怎么会有我们这两个字？我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许多不同的民族。一个人何德何能，可以为这个伟大的、美丽的种族代言？这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许多个种族；一个人何德何能，可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孩子，说出一百万个心愿、希望和祝福？

“因为我们是身在美国的非洲人。世界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存在，我们将变成什么，并没有先例可循。

“有肤色就够了。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夜晚，这场讨论，它也必将把我们带进未来。我坚信我们将作为一个整体，起伏，兴衰，作为一个有色人的家庭，与一个白人的家庭比邻而居。我们可以不知道穿过森林的路，但我们可以在跌倒时互相搀扶，我们也必将一起抵达。”

当瓦伦丁农场从前的居民回忆起那个时刻，当他们告诉陌生人和孙辈，他们曾经怎样生活，那一切又是怎样结束，此时虽然已是多年以后，可他们的声音还在颤抖。在费城，在旧金山，在养牛区的小镇和最终安家的牧场，他们都要为那一天死去的人哀悼。他们告诉家人，会堂里的气氛变得敏感，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空中激荡。无论生于自由还是生而为奴，他们都作为一个整体停留在了那个时刻：你盯住北极星、决定逃跑的时刻。也许他们马上就要找到某种新的秩序，马上就要给混乱强加理由，集合他们所有的历史教训，以求影响未来。或者，时间也许会——也必将会——借给这个场合一种它并不拥有的庄严，于是一切都像蓝德强调的那样：他们陷入了妄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

那一枪击中了蓝德的胸口。他向后跌倒，扯翻了讲台。罗亚尔是第一个跳起来的。他冲向倒地的演讲者时，三粒子弹打进他的后背。他像一个圣维杜斯舞蹈病的患者，急促而猛烈地抽搐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地。接着是来复枪射击、尖叫和玻璃碎裂汇成的大合唱，一种疯狂的混乱席卷了礼拜堂。

在大屠杀进行期间，屋外的白人欢叫，嘶吼。居民们在慌乱中拥向出口，在靠背长凳之间拥挤，从上面翻越，彼此攀爬，互相践踏。大门口出现了拥堵，人们便爬上窗台。又一阵枪声响起。瓦伦丁的两个儿子帮父亲逃向门口。在舞台左侧，格洛丽亚伏在蓝德身上。她看到做什么都没有用了，便跟在家人身后撤到了屋外。

科拉把罗亚尔的头抱到自己腿上，这情景像极了那天下午的野餐。她的手指穿过他的鬈发。她摇晃他。她哭。罗亚尔动一动涂满了血和口沫的嘴唇，露出微笑。他告诉她别怕，地道一定会再救她。“去树林，去那房子。你就能告诉我，它通向哪里。”他的身体瘫软了。

两个男人抓住科拉，把她拖离罗亚尔的尸首。这里不安全，他们说。其中一个是奥利弗·瓦伦丁，他回来帮其他人逃离会堂。他哭喊着，叫嚷着。他们刚把科拉弄到外面，她便挣脱了救她的人，跑下台阶。农场喧声四起，一片大乱。白人民防团把男人和女人拖进黑暗。他们丑恶的脸上充盈着喜悦。滑膛枪放倒了西比尔的一个木匠，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双双扑倒于地。没有一个人知道往哪儿跑才好，没有一个理智的声音能够穿透这样的喧嚣。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逃命，他们一贯如此。

明戈的女儿阿曼达跪在地上发抖，家人不见了。一个人与泥土为伴。她那束花的花瓣已经脱落。她死死握着裸露的花梗，那是铁丝，上个星期铁匠才在铁砧上拉制出来的，只为她一个人打造。铁丝刺破了她的手掌，因为她抓得太紧。血不断滴入泥土。身为老妇人时，她将读到欧洲发生的大战，并回忆起这个夜晚。那时她已游遍全国，到长岛安家，住在一幢小房子里，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