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有些意外，可还没来得及问，波洛又朝地板上弯下腰去了。

　　这一次，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试探性地问。

　　“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通条，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条线索。”

　　“哦，肯定是。而且又是很恰当地留了下来。你注意看，这次，是条男性线索。不能抱怨这案子没有线索了，线索已经很丰富了。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凶器的？”

　　“没找到凶器，肯定是凶手带走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正在小心地翻看着死者的睡衣口袋。

　　“我忽略了这个，”他说，“我解开上衣之后就把它翻到后面去了。”

　　他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壳瘪得厉害，时针指向一点一刻。

　　“你看到没？”康斯坦汀热切地大叫，“这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跟我的推断一样。我说的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可能是一点钟，虽然这种事情很难精确判断。好啦，这就是证据。一点一刻。这就是作案时间。”

　　“有可能，是的，当然有可能。”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请原谅，波洛先生，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波洛说，“完全不清楚。而且，就像你感到的那样，我很苦恼。”

　　他叹口气，弯腰仔细检查小桌子上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现在需要一个老式的女士帽盒。”

　　这句奇怪的话让康斯坦汀医生一头雾水。总之，波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他打开门，来到过道上叫列车员。

　　那人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多少个女人？”

　　列车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一、二、三……六个，先生。一位美国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轻的英国小姐，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想了想。

　　“她们都有帽盒，是吗？”

　　“是的，先生。”

　　“那给我拿来吧——让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位女仆的。我就要这两个。你跟她们说，这是海关例行检查什么的，随便你怎么说。”

　　“好的，先生。这会儿她们都不在自己的房间。”

　　“那就快点。”

　　列车员离开了，回来时拿着两个帽盒。波洛打开女仆的那个，看了看就扔在一旁。然后他打开瑞典太太的那个，满意地叫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揭开下面垫帽子用的圆形铁丝网。

　　“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大约十五年前，帽盒就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用帽针把帽子串在凸起来的铁丝网上。”

　　他边说边熟练地取下两圈铁丝，然后重新装好了帽盒，告诉列车员物归原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他转向同伴。

　　“我亲爱的医生，你看，我不是一个遵循专业程序的人，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指纹或烟灰。但在这个案子中我需要一点科学的帮助。这房间里充满了线索，但是我能确定这些线索真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那好，举个例子——我们发现了一块女人的手帕。那就一定是个女人掉的吗？会不会是个男人，在作案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得弄得像个女人做的。我要给我的敌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几刀，有几刀要软弱无力，无关痛痒。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杀了他，会不会故意扔下一根烟斗通条，好让人看着像个男人干的？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分别作案，而且每个人都粗心大意地丢下了能识别他们身份的线索？巧合太多了！”

　　“可是帽盒有什么用呢？”医生仍然困惑地问道。

　　“啊，我正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这些线索——金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这手帕、烟斗通条——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故意伪造的。我还无法告诉你。但这儿有个线索——虽然我可能错了——我认为不是伪造的。我指的是这根扁的火柴，医生。我认为这根火柴是凶手用过的，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用来烧掉某种会暴露罪行的文件。也许是本笔记。若真如此，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个错误，某个疏忽，可能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我正在设法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带回一个小酒精炉和一把烫发钳。

　　“我平时用来烫胡子的。”他指着后者说。

　　医生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波洛把两圈凸起的铁丝网捋平，然后非常小心地把烧焦的纸片放在其中一个上，再把另外一个盖在上面，用钳子把两圈铁丝网钳在一块儿，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

　　“这只是个临时替代品，”他扭过头说，“但愿能达到目的。”

　　医生很专心地看着整个过程。铁丝开始发红，忽然，他看到几个隐约的字，火让这些字母慢慢变成了单词。

　　这是一个很小的纸片，只显示出了几个和另一个字的一部分。

　　记（得）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尖叫一声。

　　“它告诉你什么了吗？”医生问道。

　　波洛两眼发光，小心翼翼地放下钳子。

　　“是的，”他说，“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了。”

　　“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