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和“正则集集合”相提并论的问题。决议是，拿这笔钱编列清单的行为，因为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物体，所以不能列入清单；但他们也认为，它的成品可列为清单上的项目，这种情形下，它就可以算是一件物体，就可以列入清单。于是我们要求这家私人机构在开列账单时，不要用行为的名义，而是把成果写成一个我们可以列在清单上的项目。这件事让我害好几位严谨的学者分了心，暂时丢下正规工作，不过这样一来，我总算免了牢狱之灾。

几个月前，管理员来找我，告诉我卫生纸用完了。我叫他再去买一些。可秘书跳出来告诉我，目前我们的经费，只允许采购可以列入清单的物品。她指出，虽然卫生纸也算是资产，但这种纸张的自然倾向是消失，是什么缘故消失，我最好就不在此赘述了，问题是，它一旦消失，也就从清单上消失了。于是我又召集生物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询问如何能把用过的卫生纸列入清单，而他们的答案是，这件事不是办不到，但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

于是我又转而召集一个法学专家的委员会，请求他们提供我解决之道。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我可以拿到卫生纸，列入清单，并申请为了崇高的科学研究目的，将它分配到各间厕所。如果卫生纸消失，我就报称这宝贵的资产遭一小撮凶险的罪犯窃走。但不幸的是，在付诸实行的时候，因为卫生纸消耗太快，害我每两天就要重复一遍这套程序，于是一位情报局探员说了些难听的话，批评一个学术机关怎么会容许身份不明的骗子如此轻易地经常渗透进来，害我蒙受嫌疑。好在我有一位死心塌地的不在场证人，他们永远抓不到我的把柄。

为了找寻新一轮的解决办法，我又得动用学识高超的知名人士，花好几天工夫，暂时放下对定邦安国有用的研究工作开会讨论。这些教职员工的钟点费全是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我们糟蹋了，这还不算打电话和传真纸的开销。但只要一切程序合法，就不会有人因为浪费公款而遭到起诉。

1986年

没时间

我打电话向牙医预约，他则告诉我在未来一周内他连一小时的空闲时间都没有，于是我唯唯诺诺数声就怕真的打搅到了他，因为他是个严肃的专业人才嘛。但是别人邀请我参加研讨会，或圆桌座谈，或要我编辑某大师的纪念专辑，或写篇论文，或加入专家组成的课题小组时，如果我说我没空，那是没有人会相信我的。他们会说：“别这样嘛，教授，像您这样的人物总是有大把大把时间的啦！”显然人家从来不把我们人文学者当作严肃的专业人才——在别人眼中，我们是一批游手好闲的家伙。

我做了一些计算，也鼓励我所有的同行都自行计算一番，然后告诉我正确与否。一个非闰年的正常年有8760个小时，假设每天睡眠8小时，花1小时起床、刮胡子、穿衣服，半小时刷牙和上厕所，不超过两小时的时间吃饭，我们就用掉了4197.5个小时。另外每天花两小时在市区乱窜，每年也要730个小时。

每周教三门课，每门课两小时，还要抽一个下午给学生开小灶，那就又用掉100小时，我花在大学里的时间——我将教学工作浓缩于20个星期里——是220个小时，外加24小时的考试、12小时阅读论文、78小时开系务会议和委员会议。平均每年读5篇论文，每篇平均350页，每页起码读两遍，一遍修订前，一遍修订后，以每页3分钟计，要花掉175个小时。较短的论文大部分都有助理代劳，但是还是需要开6次会议，每次负责读4篇，平均每篇30页：阅读加上初步讨论，以每页5分钟计，这又要60小时。还不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已经花了569个小时。

我编辑了一份叫VS的符号学杂志，每年出刊3次，总共约300页。不算阅读稿件和退稿的时间，以每页10分钟计（评估、修订、校对），一共可以花掉50小时。我又主编两种与我本行有关的学术系列专著。一年6本书，总页数算它1800页；以每页10分钟计，又花去300小时。我自己著作的翻译——论文、书、写给报章杂志的文章、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等；只考虑我可以进行核对的文种，我每年要读1500页，以每页20分钟计（阅读，对照原文，跟译者面对面或通过电话、书信沟通），这又是500小时。还有我自己的写作，即使不包括写书，光是论文、杂文、报告、授课笔记等，加起来轻轻松松就超过300页。如果再加上思考、做笔记、修订、发呆的时间，每页起码花1小时——又是300小时。我每周的杂志专栏，以最乐观的估计，要选题材、做笔记、参考几本书、打草稿、剪裁到适当长度、口述、寄走，每周又得花3小时。乘以52周就是156个小时。最后还有我的邮件，虽然还是有很多信未回，但我每周要奉献三个上午，从9点到13点，这就又占掉624个小时。

我还计算出来，光是去年，我只接受一成的邀约，并只参加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密切关系的研讨会，在会中提出我自己或我同事的研究成果，以及在若干无可回避的公开场合露面（例如学术典礼、政府相关部门规定要参加的会议），我竟然投入372个小时积极参与此类活动（浪费掉的时间不算在内）。又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