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然表情故作淡然状地这样回答。

其实我无意批评普通人的庸俗。显而易见的事被当作来自上天的灵感或一瞬即逝的创意，有时候也能振聋发聩，重新点燃普通人对人生和生命种种不可捉摸之处的兴趣，使他们热爱上观念——不论这个观念是多么微不足道。我永远会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欧文·高夫曼（Ewing Goffman）的情形，他的才华与洞察力令我爱到不行，所有其他人都会忽略的行为上的细枝末节，都难逃他的法眼。有次我们坐在露天咖啡座望着大街，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唉……我认为这里真是车满为患啊。”我一下子就对他崇拜到不行。或许他脑筋里其他重要事情太多了，才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区区小事，但他突如其来的顿悟，又能趁它新鲜出炉时清晰表达出来，这就很反庸俗了。而我，却是个深受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Unzeitgem sse Betrachtungen）影响的小势利鬼，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念头太庸俗了，要把它说出口，会让我迟疑个老半天的。

第二种庸俗的震撼，很多跟我相同处境的人都会碰到——那就是，一般拥有相当可观藏书量的人（比如我吧，我的书已经多到任何走进我房子的人都会第一个注意到，事实上它们早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当他们家来客人的时候，那些人一走进门就例行公事地说：“哟！好多书啊！请问你都读过了吗？”最初我还以为，典型不读书的文盲才会问这种问题，此种人家里照例只有两排书，包括五本平装简易世界名著和分期付款购买的儿童大百科全书。但经验告诉我，很多我们以为还有点文化水准的人也会说这种话！他们仍旧认为，书架不过是个装“已读”文本的储物架，图书馆在他们心目中可谓是个仓库。

每当有人说：“艾柯吗？你的名字不就是人云亦云吗？”你可以一笑置之，如果你力求表现得很客气，充其量也只要说：“啊哈哈哈，这个笑话好好笑哦。”但当你非回答那个有关藏书的问题不可时，你则会觉得面部僵硬，下颚坚挺，大量冷汗沿脊椎流泻而下。一般来说，过去我都用一种轻蔑、嘲讽的口吻回答：“这个么，其实我一本都没读过呢，否则我干嘛把它们堆在这儿呀。”但这么作答很危险，因为它显然会招来那些进一步的自以为是的追问甚至审问：“那么你读完的书又放在哪儿呢”经典的答案是罗伯托·雷迪（Roberto Leydi）常说的那句：“那些读完的么？因为这里放不下，就都放到撒哈拉沙漠去了。”基本上这会震慑住对手，让他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个人觉得未免太残忍了，而且会把人吓呆。现在我都采取先封后杀的击剑招式：“哦，这些只是我本月底前要读完的书，其他都放我办公室里了。”这种答案一方面暗示了某种无限广大的阅读计划，另一方面的潜台词则是：“我很忙，你可以滚蛋了。”

1 艾柯遭到戏弄是因为他的名字Eco有“回音”之意。

财产清单编制窍门

意大利政府保证会以具体行动保障国内大学自治，这可能吗？中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大学一度拥有自治权，想当年，那时的情况远比现在好。而在欧洲人眼中完美得如同传奇的美国大学也是实施自治的。德国大学则受地方有关机关管辖，但地方政府比中央集权行政机关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例如任命教授——地方议会不过是把大学内部早已决定的事做个正式批复罢了。而在意大利，如果一位科学家发现燃素不存在，除非他正好开一门燃素学原理的课，才有机会对外界宣布他的发现。课程名称一旦在提交教育部后有变更，就只能经由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再加上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长，以及其他若干我现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的机构，经过长时间协商，才允许变更。

做科学研究能有进展，都是因为有人看到了一条不曾有人走过的新路，并且要有少数几个其他人，以非同小可的决策弹性决定相信他。但如果在维提潘诺（Vitipeno）有人要搬动一张书桌，最后决策就非得来自罗马，而且这种例行咨询必须在基瓦索、特隆托拉、阿弗拉戈拉、蒙特雷普利、德奇其曼努等地转一圈才能真正执行。所以很显然，等到可以搬书桌时，已经没有必要搬动它了。

临时担任教职的老师，必须是声誉卓著、专业素养无人能取代的校外学者。但是从大学提出申请，到获得教育部的许可通知，学年也已经将近尾声了。很明显地，在这种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当然不会来抽签，到头来我们只好揽下院长失业的小姨子在讲台上大放厥词。

很多研究陷入穷途末路，也总是因为烦琐的官僚手续，迫使我们浪费时间去解决种种无足轻重的问题。我目前在大学里做系主任，而若干年前，却奉命要把系里的财产编列一份详尽的清单。我们唯一的一名做杂事的职员，每天都有其他1000个问题要应付。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件工作外包给一家民间机构，索价是30万里拉。这笔钱我们倒是有，但花钱买东西就该列入清单。问题是，清单如何列入清单？

我不得不成立了一个逻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请他们把手头研究工作搁置三天来对付这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是，他们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