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夫子庙文渊阁书店。

顾文渊站在柜台后，看似在整理账本，余光却始终留意着门口。下午两点，一个戴眼镜、穿灰色长衫的中年人走进书店，径直走向文史书架。

那是约定的暗号——左手拿一份《金陵日报》，右肩背一个旧布包。

顾文渊等了三分钟，确认没有尾巴，才从柜台后走出，来到那人身旁。

“先生要找什么书？”

“想看看《史记》，最好是有注疏的版本。”中年人说，声音平和。

“有，在二楼雅间，请随我来。”

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二楼。顾文渊推开最里间书房的门，周明远已经等在里面。

门关上，锁死。窗帘早已拉严。

“情况紧急，长话短说。”周明远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影佐对文化团体登记进度的迟缓很不满，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后天开始，警察局和特高课将联合行动，对未登记的团体进行突击检查，强制登记并收缴‘违禁材料’。”

顾文渊心头一紧：“哪些团体被盯上了？”

“所有。”周明远递过一张名单，“这是第一批重点目标，三十七个。你们支持的‘钟山诗社’‘墨韵画会’‘青年读书会’都在上面。”

名单上的团体，大部分都是半公开的、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这正是陈朔设计的“第二层”——那些在灰色地带活动的团体。

“检查的标准是什么？”顾文渊问。

“很模糊。”周明远说，“‘宣扬不当思想’‘传播有害信息’‘聚众滋事’，这些都可以是理由。关键是，检查时会翻阅所有文字材料，包括成员的笔记、书信、甚至草稿。只要发现一句‘敏感内容’，整个团体就会被取缔，负责人会被带走。”

顾文渊明白了。这不是为了登记，是为了清除。影佐要用这种方式，将那些不完全受控的团体逼到绝境——要么完全归顺，要么彻底消失。

“我们有多少时间准备？”

“不到四十八小时。”周明远说，“消息是藤田无意中透露的，影佐原本打算明天就动手，但藤田以‘准备工作不足’为由，争取了一天缓冲。”

顾文渊迅速思考。两天时间，要通知三十多个团体，清理所有敏感材料，还要安排人员撤离或隐蔽，几乎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让一部分团体‘自愿登记’，躲过检查？”

“可以，但必须在明天下午五点前完成登记手续。”周明远说，“而且登记时要提交全部成员名单和活动记录。这意味着彻底透明化，以后所有活动都在监控之下。”

两难选择。要么硬扛检查，风险巨大；要么彻底归顺，失去自主。

“陈朔同志有什么指示？”周明远问。

顾文渊想起今早接到的密信。陈朔的指令很简单：分层应对，区别处理。

“他建议分三类。”顾文渊说，“第一类，核心价值高、隐蔽性好的团体，立即转入完全地下，停止一切公开活动。第二类，有一定群众基础、但隐蔽性一般的团体，进行‘选择性登记’——提交部分成员名单，隐瞒核心成员；提交‘安全’的活动记录，隐藏真实内容。第三类，本就准备作为‘公开合作典范’的团体，完整登记，积极配合。”

周明远想了想：“这个思路可行，但操作起来很复杂。每个团体的情况不同，需要具体指导。”

“所以需要你帮忙。”顾文渊说，“你是体制内的人，可以以‘提前通气’的名义，接触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传达应对策略。影佐那边，你可以解释为‘为了避免冲突，提前劝导合作’。”

“风险很大。”周明远皱眉，“如果我频繁接触这些团体，会引起怀疑。”

“不用你亲自接触所有人。”顾文渊说，“只需要接触几个关键联络人，然后让他们去通知各自的网络。用‘朋友的朋友’这种间接方式，层层传递。”

这是地下工作的经典方法：单线联系，多层隔离。即使某一环被突破，损失也有限。

“好，我试试。”周明远看了看怀表，“我还有二十分钟。名单上哪个团体最紧急？”

顾文渊指向“青年读书会”：“这个团体活动最活跃，成员最多，也最容易被盯上。他们的负责人叫赵启明，金陵大学历史系助教，住在鼓楼附近的教工宿舍。”

“我去找他。”周明远记下信息，“还有吗？”

“‘墨韵画会’的林墨，你知道的。她那边材料最多，画作、笔记、书信，都需要清理。”

“林墨性格刚烈，不一定愿意配合登记。”

“那就劝她暂时避避风头。”顾文渊说，“她可以去苏州‘写生’一段时间，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周明远点头，又问了几个团体的具体情况。时间紧迫，他的记录简洁而高效。

谈话结束前，顾文渊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布袋。

“这是什么？”

“微型照相机，德国货。”顾文渊说，“陈朔同志托人从上海弄来的。只有火柴盒大小，但可以拍下文件资料。你找机会，把影佐办公室里的‘文化团体分级管控表’拍下来。”

周明远接过布袋，手感很轻。他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个金属小盒子，盒盖就是镜头。

“怎么用？”

“这里有个按钮，按下就拍照。每卷胶卷可以拍二十张，拍完后胶卷在这里取出。”顾文渊示范，“关键是，拍摄时不能有太大声响。最好在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操作。”

“我找机会。”周明远将相机收进内袋，“还有别的事吗？”

顾文渊沉默了片刻，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