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转动那挺直的耳朵，想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那黑色的额毛多好呀！我有一个闺女，她喜欢把马儿的鬃毛和额毛梳成辫子，还给它戴上红色的小花结。她喜欢这么做。现在全都完了。说起那个姑娘和右边那匹公马，我本可以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那会使你发笑的。右边的公马是八岁，左边的母马是十岁，可是看它们在一起干活的样子，真像一对双胞胎呢。懂不懂？牙齿全都是结实的，肺活量也很好，脚都长得很漂亮，干干净净。多少钱？十块？两匹一起？还搭上大车呀—啊，我的天哪！我还不如开枪把它们打死做狗食呢。啊，卖给你吧。快拿去，先生。你连我的闺女也买去了，她把马儿的额毛梳成辫子，把自己的发带取下来编成花结给它戴上，往后一站，歪着脑袋，把她的脸和马鼻子蹭一蹭。你把多年晒着太阳的辛苦劳动买去了，你把不说话的伤心泪买去了。可是你要当心，先生。你买了这堆破烂东西和这对栗色马，占了便宜—马可是真漂亮呀—要知道这是痛苦的种子，迟早会在你家里成长开花。我们本可以救救你，可是你要了我们的命，将来人家也会要你的命，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来救你了。”

佃农们徒步走了回来，双手插在口袋里，帽子拉得很低。有人买了一瓶酒，赶快喝下去，要使它起的作用强烈一些，要使自己醉得发呆。但是他们并没有笑，也没有跳舞。他们没有唱歌，也没有弹吉他。他们走回农庄去，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鞋子踢起那红色的尘沙。

“也许我们到了那富庶的新地方—到了加利福尼亚那长果树的地方，又可以从头做起吧。我们能另起炉灶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从头做起。只有小娃娃才可以从头做起，你和我呢—唉，都完蛋了。一时的愤怒，无数的回忆，我们就是这么回事。这片土地，这片红色的土地，就是我们；闹水灾、闹风沙、闹旱灾的年成，就是我们。我们不能从头干起了。我们把伤心史卖给了那个收破烂的人—他买了去也活该，可是我们的伤心事还是没有完。东家撵我们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能得到的份儿，拖拉机撞破我们房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能得到的份儿，直到我们死了才完事。到加利福尼亚或是别的地方去—个个都是鼓手，领着伤心的游行队伍，满怀痛苦地向前走。总有一天—伤心的队伍都会往同一方向走。他们会在一起走，那就会成为一种非常可怕的情景。”

佃农们在红色的沙土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回到农庄上。

火炉和床铺、桌椅和屋角的小碗柜、木盆和水槽，这一切可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却还剩下一堆一堆的东西。妇女们坐在这些东西当中，把它们翻动翻动，又移开目光望望别处，再回头来望望它们：有画片，有方块的玻璃，还有一只花瓶。

“现在你知道我们有哪些东西可以带走，哪些东西不能带走。我们会在外面露营—要带几只锅子做饭，洗洗东西，要带几副床垫和被子，还要带提灯、水桶和一块帆布。就用这帆布做帐篷吧。还有这个煤油桶。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火炉。还有衣服—把衣服都带着吧。还有—这支步枪呢？不带枪出远门可不行呀。鞋子、衣服和食物都没有了，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着步枪才行。当初爷爷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给你说过没有？—他就是带着胡椒、盐和一支步枪来的。别的什么也没有。把步枪也带去吧。还要带一个瓶子盛水。这些东西差不多就装满一车了。堆在拖车两边吧，孩子们可以坐在拖车上，奶奶可以坐在床垫上。还有工具，铁锹、锯子、扳手和钳子，还有斧头。这把斧头我们用了四十年了。瞧它用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绳子，当然少不了。其余的东西呢？甩在这里—要不就把它烧掉。”

孩子们也来了。“如果玛丽要带那个布娃娃，如果她把那个挺脏的布娃娃都带去，那我就要带着我那把印江弓(?“印江”是“印第安人”的讹音。)。我非带不可。还有这根圆棍子—和我一样大。我也许用得着这根棍子。我早就有这根棍子了—一个月，也许是一年了。我得带去才行。加利福尼亚像什么样子呢？”

妇女们坐在那些倒霉的东西当中，把它们翻动翻动，望望别处，又望一望它们。“这本书。这是我父亲的。他喜欢书—《天路历程》。从前他老爱读它。书上还写着他的名字呢。还有他的烟斗—现在还有那股臭味。还有这张画片—一个天使。我生头三个孩子以前，爱看这张图画—好像没有多大用处。我想这只瓷狗可以带着吧，萨迪姨妈从圣路易博览会带来的。看见了吗？这上面写着字呢。不，没有了。这儿有一封信，是我兄弟临死的前一天写来的。这儿有一顶旧式的帽子。这些破烂东西—从来就用不着。不，装不下了。”

“我们没有了以往的生活，怎么活得下去？甩掉了过去的一切，我们怎么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呢？不。丢下吧。烧掉吧。”

她们坐在那里，望着那些东西，把它们烧掉，一面深深地记在心上。连门外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滋味？“假如你半夜醒来，知道—知道外面没有那棵柳树，那多么难受？没有那棵柳树，你还能活得下去吗？，不行，那可是活不下去。那棵柳树就是你。躺在那张床垫上的痛苦—那一阵难熬的痛苦(?指妇女临产的痛苦。)—那就是你。”

“孩子们呢—如果山姆要带他的印江弓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