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长达7小时的采访。

由于午后1点半钟他邀请我吃饭，这次7小时的采访被分成了两段。他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他喜欢食物的程度至少可以同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相比拟。他曾经成功地使这个国家在16年中没有发生战争，然而他遭到废黜后，这个悲惨的国家便成了一片血海。如果是我，决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餐桌上。听他讲话是一种乐趣，我敢说是一种安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可恶的说谎者，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冒险家，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小丑。但即便你这样评价他，你也不能否认在一个似乎只产生灰暗的、迟钝的和令人讨厌的政治人物——总之只产生缺乏想象力的人物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点。他们有一句名言：“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不一致，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人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在餐桌上，我一心想赶紧吃完饭，尽快回到我的录音机旁。他的妻子——莫妮克公主对这次采访并无好感。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丈夫和我之间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她对丈夫说：“谁知道你会对她说些什么！谁知道她会诱惑你说些什么！”但是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我喜欢冒险。”事实上，难道这不是一次有着胜利把握，其结果也会在他意料之中的冒险吗？认识他导致了我对他的理解。这也正好说明，在认识他之前，我一点也不理解他。当时，我真的摸不透他。我没有能把他政治家的责任感同他的花花公子的一意孤行调和起来。例如，他创作歌曲，指挥爵士乐乐团。他拍摄可笑的电影，并在电影中充当男主角，由他的妻子充当女主角，然后，像课税一样，把电影强加给他的臣民。有时，他扮演现代开明政治家的角色，有时，又扮演腹中灌满奶油鹅肝和鱼子酱的昏庸暴君。不论是在发生朗诺政变以前，还是在那以后，我听说过不少有关西哈努克的事：为了同意让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向他们收取费用；为了请求美国人宽容越共游击队驻扎在柬埔寨，他同他们保持各种关系；他的岳母向每辆来到西哈努克市的北越卡车征收交通费。还听说过他为区区小事而大发雷霆的事以及他散播的种种谎言。每一次我都在微笑中阅读他的来电或起草给他的电报，但我对此仍有所保留。我把他看做一种可以取乐的玩意。

然而我在布里俄尼岛见到的西哈努克并不是可以取乐的玩意，而是个自感绝望的人。尽管他性情乖戾，但他恰好代表着那些仗义执言者，他们敢于向威胁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说“不”。如果一个人错了，那么犯错误是他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那么这也是他的权利。西哈努克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戏剧和指挥乐团，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当君主的历史，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否定自己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这样的细节。让采访记录本身来说话吧，这些记录所显示的是最真实的自画像之一。遗憾的是书面语言不可能表达出他那刺耳的声音，不可能表现出他那双闪烁着怒火，并不断转动着的小眼睛和他那不停地挥动着的细小胳臂。我们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他甚至向我许下诺言，他将去说服周恩来发给我签证，我则答应他，在我到北京时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他的酬劳。但我白白地等了几年。临分手的时候，他赠送给我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柬埔寨王国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阁下的歌词和乐曲。实际上，现在西哈努克正在为中国人谱写歌曲。这不奇怪吗？

我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显然，连西哈努克也没有说服周恩来。他也因此而失去了两公斤奶油鹅肝。不过，西哈努克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感谢我所发表的采访记，聊作弥补。而且电报写得很长，且写得很亲切，没有计较电报费用的多少。我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西哈努克是唯一的一位屈尊亲自来电感谢我为其作报道的国家元首和有权威的人。这真是一件少见的事。仅就这点而言，他也应该得到两百公斤的奶油鹅肝。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谈到西哈努克，我认为，最令人惊讶的事是：人们听他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越讨论越不能理解他。殿下，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这次采访来给他画像？从下面这个具体问题谈起：他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诺罗敦·西哈努克（以下简称“西”）：变了？我真的变了吗？噢，小姐，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他有点与众不同，您愿意说他有点古怪也未尝不可；他有点不被人理解，您愿意说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和各种人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昨天的西哈努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