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三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进入政界。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职业律师。他通常在钓鱼或划船中度过周末和假期，擅长于弹钢琴和打乒乓球。他又是个嗓音圆润的民歌手。从1960年起成为民主党议员。他是在北方白种人最多、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萨福克县里屡次当选为议员的。他是政体的产物，也效忠于政体。多年来，他对越南战争从无异议。只是在1973年，他才站到了尼克松的对立面，投票反对轰炸柬埔寨。他的批评没有触及基辛格，他相信基辛格是个伟大的人。一直到调查时，他仍然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正是进城的迪兹先生式的这种纯洁，他的这种顺从者独有的随风倒使他对政权的指责变得激烈起来。正是由于他事后发现的这个几乎是他有意回避的现实使人们对他产生敬意，甚至好感。我在他的议员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国会大厦。我第一眼见到他时，就喜欢他。我喜欢他那易怒而和善的面容和金黄透白的头发；我喜欢他那高大而不拘小节的形象以及裤子上经常不烫裤缝，或者外衣上少个扣子那样的不修边幅；我喜欢他那洪亮而恼怒的声音，俨如不顾一切，坚信正义必胜的新教布道者的声音；我尤其喜欢他那无声、痛苦和天真的愤怒。“我不知道他们欺骗了我，捉弄了我。”我采访时，对他的态度温和，原谅他言不尽意。他始终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你要知道，他说出的话远比他想说的话要少。他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恐惧心，但他永远也不会承认。有时，它隐现在他的嘴角上，有时，闪烁在他的目光中。这是他们曾对他施加的，还可能继续对他施加的残酷的家庭讹诈给他留下的烙印。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他甚至不让我引证我在翻阅《乡村之声》报时指给他看的报告。仅有一次，他接过报纸，读了我用红铅笔标出的两段话：“当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证据。他们交给我们一堆经过大量删改的纸片。如果删改这个词指的是在几页白纸上零乱地写上寥寥几个难于辨认，没有说服力，只是用来欺骗我们的字，那么它是一种极为模糊的婉转说法。”另一段是：“三个声明被改写，比原先的声明更笼统。国名删掉了，只有以美元计算的一个大概数字，加进了无数的一般性描述。”他阅读后默不做声，也许他正在思考着基辛格的朋友们在那页纸上写的那些缩写字母：“3/ND/DOLLVNM/T-0144-6SG/TRANSL-DECRYPT UNJAC/VN-NRIY-30/300G+FM IJB/TO-CQ-INFO/BBM-STOP/CNNB 30119-5610M/LO/22-300”。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派克先生，威廉·科尔比说，您的报告是绝对片面的，完全存有偏见，是怀着诽谤中央情报局的意图撰写的。他说，报告里根本没有写进他说的所有的话。

奥蒂斯·派克（以下简称“派”）：对，仁慈的上帝啊！没有。如果我写下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那岂不成了他的报告，而不再是我的报告。我的任务不是编纂一些能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同的东西。显然，科尔比先生不喜欢我的报告。现在告诉你们吧，中央情报局做了令人厌恶的事情。中央情报局没有从事它的主要任务，即为美国提供正确的情报，可以向你们讲述中央情报局的严重滥用职权、低效率和挥霍浪费的情况。实在是一堆垃圾。仁慈的上帝啊！不，当然我不会期待科尔比先生来感谢我。我一点也不在乎他说我的那些话，甚至我还得这样回答他：我是怀着对中央情报局比对它发号施令的人更大的敬意而结束我的调查的。在我的委员会面前，科尔比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诚实，也就是说，比那些代表着我们执行机构的人更为诚实。

法：您指的是基辛格吗？

派：是的，我不难承认，与开始调查时相比，到结束调查时，我更不喜欢基辛格了。他不提供情况。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所有的情报来源——不仅仅是涉及外国国家元首的情报，而且涉及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报——都是纯属个人的，因此国会不应该插手。而科尔比先生则……对，科尔比先生是个有才能的人，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他时而用字义学作为挡箭牌。但是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正当的问题时，他会给我一个诚恳的答复。他不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与那些让他为大家付出代价的人相比，他的罪过要小些。

法：如此说来，科尔比成了这一事件的替罪羊？

派：我相信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还相信他甘愿充当替罪羊。有一天，我问他：“您愿意当替罪羊，对吗？”他没有回答，依然不动声色地端坐在那里。但是很清楚，他乐意扮演自己所选择的角色。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出色地扮演这一角色，取得更好的效果。他对我们态度恰当，对他的那伙人忠贞不渝。他离开中央情报局时，大家都把他看做一个伟人，因为他拯救了他们。这是个无懈可击的战略，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咳！那个科尔比对我耍尽了花招，他取得了胜利，而我遭到了失败。

法：派克先生，在什么意义上您遭到了失败？

派：最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让我发表报告，扼杀了我的报告。当众议院说，报告未经总统许可不能发表，应由总统确定报告是否会危及我们在国外的情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