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痛恨那些沉默不言的人。我喜欢战斗的人，喜欢敢作敢为的人。在巴西以暴力反对暴力的青年是我所赞赏的理想主义者。不幸的是他们的暴力一无所获。我还不得不这样断言：“如果你们准备动武，压迫者将会镇压你们。想用武力同他们较量纯系愚蠢举动。”

法：埃尔德先生，换言之，您想说，在拉丁美洲武装暴动是不可能的。

埃：它是正当的，但却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说是正当的，因为武装暴动是被挑起来的；我之所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将被镇压。游击战是拉丁美洲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思想，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胜利后发展起来的。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开始并没有反对美国！古巴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感到惊讶。古巴事件之后，美国便在拉丁美洲各国做各种反游击战的准备，以阻止第二、第三个古巴的出现。因此今天，凡是在拉丁美洲掌权的军人都得到五角大楼的援助，以镇压企图搞革命的人。在拉丁美洲有一些高级战争学校，在那里，士兵们不仅在毒蛇出没的丛林中和最艰苦的条件下接受训练，而且还学习政治宣传。这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学会杀人，他们的头脑懂得了世界是一分为二的：有着自己准则的资本主义为一方，反对这些准则的共产主义为另一方。总之，这些特种部队是如此的训练有素，以至任何人想同它们抗衡的话，最终必将遭到失败。

法：像切·格瓦拉那样吗？埃尔德先生，您对切·格瓦拉作何评价？

埃：格瓦拉是游击战的天才，在古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取得非凡胜利的是他，而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您要知道，我之所以说非凡的胜利，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巴蒂斯塔时期古巴的情况。别人忘了，我可没有忘。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天才程度就差多了，他的死证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后来，他选择了玻利维亚，也就是选择了一个特权者为数甚少，群众生活低于人类的水平，毫无起义希望和觉悟的国家。这是个错误，因为他不能得到他为之而战斗的那些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人不懂得为什么要生，为什么要死。他只能孤军奋战，反游击队的专家消灭了他。不，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古巴。我不认为拉丁美洲会像切·格瓦拉所说的那样，“需要许多个越南”。当我想到越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抗击着一个超级大国的英雄人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美国赖在那里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

法：卡米洛·托雷斯[2]的情况呢？

埃：也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卡米洛是个诚实的神甫。尽管他始终是神甫和基督教徒，但他丢掉了教会善于和愿意实现他的美好计划的各种幻想。他以为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党派。于是共产党人收留了他。凡是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就派他去战斗。他们的头脑中有个计划：卡米洛一旦被害，哥伦比亚就会烽火四起。卡米洛被杀害了，但哥伦比亚并没有因此而烽火四起，年轻人没有付诸行动，劳动者也没有付诸行动。这又回到了我前面说过的话。

法：埃尔德先生，那些话是否也适用于正在巴西进行城市游击战的青年？

埃：显然也适用。噢！我非常尊敬您所说的那些巴西青年。我爱他们，因为他们勇敢、成熟，因为他们一心想的是解放巴西，而绝不是出于仇恨才行动的。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没有时间来训练群众，表现得急躁，甚至以生命作为代价。我本不愿意使这些年轻人泄气，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无谓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几乎无谓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得吗？首先请您想一想为了取得购买武器的资金而对银行进行抢劫这件事吧。武器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把武器运进城里是疯狂之举。这种冒险、这种牺牲难道是合适的吗？现在请您再想一想为了换取狱中同志的释放而对外交人员进行绑架这种举动吧。每当游击队释放一个外交人员以换取他们狱中同志的释放时，警察便进行大搜捕，空出的牢房又装满了人。刑房也是如此。一面出去，一面进来，这有什么意义？难道意义就在于替换人员，在原来残废者和死者的基础上再增加残废者和死者吗？难道意义就在于增加暴力的频繁程度，有利于法西斯专政吗？您瞧，我的反对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它不是来自某种理想主义，而是来自微妙的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适合于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国等一切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在它们任何一个国家中，如果青年拥向街头，想闹革命，那么转瞬间，他们就会被消灭。不应该急躁！譬如说，美国的五角大楼总有彻底垮台之日。

法：埃尔德先生，耶稣基督也是急躁的。当他向当局挑战时，也不作很多战术上的考虑。在世界历史上，往往是那些敢于对付胆小的人取得胜利，而青年……

埃：您要知道我是多么的了解青年人啊！年轻时，我也是个急躁的人。在神学院，我是那样的好唱反调，以至成不了马利亚的儿子。我在默祷的时间内聊天。尽管有禁令，我还是写诗。我同我的上级争论。我敬佩今天的新一代，因为他们比我年轻时要难以驯服百倍，比我年轻时勇敢百倍。在美国，在欧洲，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对俄国的青年一无所知，但我确信，他们也想有所作为。是的，我知道，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他们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