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声音听起来平淡且沮丧。“但至今一无所获。”

“他对你做了什么？”

“哦，我在为他妻子工作。”

“离婚？”

他朝身边小心地看了看，低声说：“她是这么说的。但我怀疑。”

“他们双方都想离婚。”我说，“各自想要从对方身上抓到把柄。很滑稽，是吧？”

“这种事，我并不很喜欢。有个家伙时不时地跟着我。这家伙高个子，一只眼睛有毛病。我甩掉了他，但不久我又看见他了。一个很高的家伙。像根电线杆。”

一位高个子，一只眼睛有毛病。我若有所思地吸着烟。

“跟你有关系吗？”金发男子有些焦急地问我。

我摇摇头，将烟头扔进沙桶里。“从来没见过那个人。”我看看手表。“我们最好一起把这件事再详细谈一下，但眼下我没空。我有个约会。”

“我愿意。”他说。“很愿意。”

“那让我们再聊。我办公室，我住所，或你办公室，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他用咬得很整齐的大拇指甲挠了一下修得很马虎的下巴。

“去我的住所吧。”他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有我的地址。把刚才那张名片给我。”

我把名片给他，他将名片翻过来放在手掌上，用一支小小的金属铅笔很慢地写着，舌头舔着嘴唇。他显得更年轻了。现在看上去，他至多二十岁，但他肯定二十多岁了，因为格雷格森案距今有六年了。

他放下铅笔，将名片还给我。他写在上面的地址是：法院街128号佛罗伦萨公寓204室。

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邦克山上的法院街？”

他点点头，脸一下红了。“不太理想。”他赶忙说，“我近来比较拮据。你不在意吧？”

“不，我干吗在意？”

我站起身伸出手来。他握了握便放下了，我垂下手伸进裤子口袋，用手掌擦了擦口袋里的手帕。更近地看他的脸，我能看见他上嘴唇沁出水珠，鼻翼上更是密密的汗珠。其实并不那么热。

我刚要走，随即转身弯腰凑近他的脸，说：“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开我的玩笑，但我得再确定一下，她是否就是一个身材高挑、眼神漫不经心的金发女子，嗯？”

“我并不觉得那是漫不经心的眼神。”他说。

我把脸更凑近些，说：“我对你说，离婚这桩事只是胡扯。肯定另有隐情，是吧？”

“是的，”他轻声说，“而这隐情我是越想越不自在。拿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放在我手里。这是一把房门钥匙。

“要是我不在家，你也不必在门厅久等。我有两把钥匙。你会什么时候来？”

“大约四点半，眼下这么觉得。你确定要给我这把钥匙？”

“是啊，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他说着便抬头天真无邪地看着我，或者透过那副墨镜看上去貌似天真无邪。

在走廊尽头我回头看去。他平静地坐在那儿，嘴里仍叼着快要熄灭的烟头，帽子上有俗气的棕黄两色的帽箍，看上去像是《周末晚报》副刊上的一幅香烟广告。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那我就不会欺骗他。就是如此。我有他房间的钥匙，可以进去，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我可以穿他的拖鞋，喝他的酒，掀起他的地毯，找出藏在下面的千元大钞。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1]平克顿（Allan Pinkerton，1819—1884）是1850年在美国最早建立的侦探机构之一的美国侦探，他后来组织并控制的私人武装称为“平克顿人（the Pinkertons）”。

7

贝尔丰特大厦是幢八层的楼房，并无特别之处，夹在一座出售花花绿绿廉价服装的大商场和一个带地下室的三层车库之间，那车库发出的噪声如同喂食时分的狮笼。大厦的门厅狭小阴暗，脏得就像养鸡场。大厦住户名录大多空白。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我感兴趣，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在名录栏对面，斜靠在人造大理石墙面上的是一个大指示牌：有楼面出租，适合烟铺。有意者请到311室接洽。

有两部敞开的笼式电梯，但似乎只有一部在工作，也不忙。电梯里有一位老人，神情呆滞，眼睛湿湿的，坐在一张木凳上，屁股下垫了一块折叠起来的麻袋布。他看上去像是内战以来就坐在那儿了，战争结束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我走进电梯，对他说到八楼，他使劲将门关上，扳动开关，电梯带着我们晃晃悠悠往上升。老人呼吸急促，好像是他背着这部电梯。

我出了电梯，来到我要去的楼层，沿着过道往前走，背后老人身子探出电梯，用手指拧了一下鼻子，将鼻涕甩进一只装满垃圾的纸箱里。

以利沙·莫宁斯塔的办公室在楼层里端，对着防火门。两个房间，每间房子的磨砂玻璃上都刷着字，油漆有些剥落；以利沙·莫宁斯塔，钱币商。里头的一间写着：请进。

我转动把手，走进一间狭小的房间，这房间有两扇窗户，一张破旧的打字机小桌，几个壁柜，柜中斜槽里陈列着一些生锈的钱币，钱币下有发黄的打字标签，里头靠墙有两个棕色的文件柜，窗户没有窗帘，地上有一块沾满灰尘的灰色地毯，很破旧，要不是被绊了脚，你不会注意到地毯上的那些洞眼。

文件柜那头，在那张小打字机桌后面，一扇通向里间的木门开着。门里边，传来一些细微的声音，那是人无所事事时发出的声音。接着，以利沙·莫宁斯塔的干巴巴的嗓音传出来：

“进来，请进来！”

我走进去。里间的办公室也很小，但家具比外间多些。一只绿色的保险柜几乎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