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屯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一年不死人便罢，若死，则必定要死两个，而且这两个人的死法基本相近。怪屯人把这总结为“走双不走单”。譬如寿星老头李二槐秋天病死了，到了冬天娄庆也病死了；又譬如李石头春天用擂臼锤将自己打死了，到了秋天李喜娃儿的爹与儿媳妇生气就也自杀了。因此，每当死了第一个人时，全村人便都心中慌慌，猜想着，计算着，下一个轮到谁呢？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就轮到了自己头上？但人的死是没一点规律的，往往不该死的人，突然就死了，而该死的人，却偏偏活着。就譬如李二槐老头，活了126岁，这中间有多少次，人们都算着可要轮到他了，可他就是不死，死的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

　　李长树母子俩死后，全村人都舒了一口气，说走双不走单嘛，一次就死了两个，今年阎王爷的收购任务完成了，不用再担心下半年再死谁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李世通母子俩就死了，也是自杀。这时怪屯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领会错了“走双不走单”的意思，把换算单位搞错了，阎王爷的换算单位是“次”，而不是“个”；也就是说，怪屯一年要死两次人，而不是两个人。

　　李世通母子死得很不值的。

　　李世通的父亲也是长字辈，叫李长厚，是国民党85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淮海战役起义，解放后定居武汉，1954年病死。李世通的母亲叫吕衡，浙江绍兴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段时间横扫牛鬼蛇神，住在大城市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属，都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回原籍。李世通母子就是那时被武汉红卫兵给押回了怪屯。李世通时年12岁，小学还没毕业，自此辍学。

　　母子俩过得很本分，很谨慎，村上人待他们也无甚不好。母亲学会了纺棉花，甩连枷，插秧，打棉杈；儿子也学会了割草，放牛，打坷垃。

　　娘俩死在了儿子的聪明上。

　　李世通瘦瘦筋筋，头大，眼大，两条腿瘦得像麻秆，外星人一般。他整天不语，两眼望着苍穹，一望就是半天，好像在遥望宇宙深处的故乡。他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可是竟用马蹄铁和铜丝做了一个小发电机，安装在母亲纺花车的锭子上，纺车一转，小灯泡就亮了。这让全村的人又惊奇，又羡慕，又嫉妒。那时，连公社所在地安铺街上还没有用电，公社领导晚上干革命点蜡烛，开大会点汽灯。乡下都点煤油灯，有的点大麻籽。又懒又没钱的，只好摸瞎。白天忙，纺棉花都放在晚上。续花捻是必须要用灯照着的。可是，大部分人家点不起油灯，就在车子怀里插一根灰麻秆，靠着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亮光，来完成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极其精细的一道工序。

　　可是，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却用起了电灯，照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个黑崽子娃儿，能死了，长大得了？！

　　村上的人想是这么想，但毕竟是一李家，并没人要处心整治他娘俩。只是这事作为奇闻传到了大队里，大队革委会主任谷保堂便无法容忍这种对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决定灭一下这个伪军官家属的威风，砸了他家的电灯，再拉到大队批斗两场。罪名是腐化堕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有什么呢？又不是他们一家挨过斗争。可那老乞婆竟想不开，说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点电灯，一只灯泡60瓦，甚至100瓦，怎么到了怪屯点一支0.6瓦的灯泡就有罪了？她一气，竟当场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李世通与母亲相依为命，平常就性格孤僻、压抑，当天夜里竟也抱着母亲的尸体，割腕自杀。

　　那个时候，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奇事，连刘少奇、罗瑞卿都死了，这有什么奇的？奇的是李世通家养的一只猫和一只狗。

　　猫是白猫，叫小白，狗是黑狗，叫大黑。

　　主人每天晚上纺棉花的时候，小白就卧在车怀里的花捻笸箩里，眼睛撵着主人手里的花捻看。主人的小拇指缝里夹着花捻的尾，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花捻的头，白色的、毛茸茸的花捻就弯曲了，弯曲成它的猫尾巴。主人捏着它的尾巴，抽呀，抽呀，抽出长长的线来。直到抽不动了，才猛地一松，右手的车搅棒猛地一倒，那长长的线就“吐噜噜噜……”一阵响，缠到了锭子上。它卧到花捻笸箩里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尾巴拖得直直的，拖成一根花捻，放到花捻堆上。有几次，主人续花捻时，就捏住了自己的尾巴。它高兴得“妙儿、妙儿”笑了。主人也笑了，但她笑后就把它的尾巴放了，并在它的脑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然后去捏别的花捻。它就很失望。主人为什么不把我的尾巴拿去纺线呢？是不是我的尾巴长得不好看呢？它望望其他花捻，觉得并不比它们差，甚至比它们还白、还蓬松。后来它又想，也许那些花捻也都是自己的尾巴，自己身上这条还没长成呢，长成了，主人就拿去纺线了。所以，小白望着主人纺线时，就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骄傲。锭子上的线穗，才开始就像一只小老鼠，慢慢长成了大老鼠。它忍不住就向锭子伸了伸爪子。可是锭子“吐噜”一声狠狠打了它一下。它“啊呜”一声尖叫。主人就望着它“嘿嘿”笑了。线穗最后长成了一个大白萝卜，主人就把它从锭子上摘下来，放到花捻笸箩里。这时它高兴得很，就像它生的孩子一样，双手就抱住了它，“妙妙！”叫着逗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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