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张所到了河北，士民如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黄潜善受到这个弹劾后，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没有准许，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当臣下有了争执，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究竟支持谁才好？这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说，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以示权威不可挑战。至于两人谁是谁非，根本就不予考虑。

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李纲也予以认可，但他并不是书呆子，立刻想到了“官场潜规则”。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那么任命张，黄必然阻挠。可是事情急迫，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于是不得已，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沟通一下。

李纲说：“吾辈蒙皇上恩典，就职于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近日朝议，准备设河北招抚使，然而经过搜访。无人可以承担。独有一张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这个罪，谁都认为处理得当，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他为台谏，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他会冒死立功赎过。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黄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韬略心机也很深，知道李纲正红火，正面硬顶不成，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李纲立刻抓住时机，向皇上推荐张所，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高宗听了很高兴。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还兼任了御营使，进封“开国公”。这般恩宠，使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是他建设中兴“规模”的第一步。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于是下旨：张所以通直郎名义，充任河北招抚使。

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