譁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裡，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裡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於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皮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慾孤独〉裡，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為「仁」是生命裡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訥。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裡知道什麼是有身分的话，什麼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嘆為观止，然后纳闷：「怎麼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於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麼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裡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