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语言拐弯抹角地陈述。

像这样不是很有意义的语言，实际上充满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水滸传》是一本真实的好小说，可是我不敢多看，因為它也是一本很残酷的书，写人性写到血淋淋，不让人有温暖的感觉，是撕开来的、揭发的，它让人看到人性荒凉的极致。

相较之下，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OzuYasujiro）把这种无意义的语言模式詮释得温暖许多。他有一部电影《早安》，剧情就是重复着早安、晚安的问候。接触过日本文化的朋友就会知道，日本人的敬语、礼数特别多，一见面就要问好，电影裡有一个小孩就很纳闷，大人為什麼要这麼无聊，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

事实上，这些礼数敬语建立了一个不可知的人际网路，既不亲，也不疏，而是在亲疏之间的礼节。

但这种感觉蛮孤独的。我们希望用语言拉近彼此的距离，却又怕褻瀆，如果不够亲近，又会疏远，於是我们用的语言变得很尷尬。在电影中呈现的就是这种「孤独的温暖」，因為当你站在火车月台上，大家就会互相鞠躬道早，日復一日重复着这些敬语、礼数，可是永远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水滸传》的乌龙院那段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早安》，两者都是无意义语言。我称它為「无意义语言」，是因為拿掉这些语言，并不会改变说话的内容，但是拿掉这些语言后，生命到底会发生什麼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水滸传》是用较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如拿掉吧！最后宋江在乌龙院裡杀了阎惜姣，是被逼迫的，使他必须以悲剧的方式，了结这一段无聊的生活、不可能维繫的婚姻关系。而小津安二郎则是让一个男子在火车上爱上一个女子，在剧末他走到她身边，说：「早安！」说完，抬头看天，再说：「天气好啊！」就这样结束，让你觉得无限温暖，实际上他什麼也没讲。

从这裡也可以看到，最好的文学常常会运用语言的颠覆性，我们常常会觉得文学应该是藉语言和文字去传达作者的意思、理想、人生观。是，的确是，但绝不是简单的平铺直述而已。

倚赖变成障碍

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麼，要看他没有写什麼。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麼，要听他没有讲什麼。」

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对不对？

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裡面是羞於见人的，所以它都是偽装过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角色而改变。语言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必须放到一个情境裡去解读，而所有对语言的倚赖，最后都会变成语言的障碍。

写〈舌头考〉这篇小说时，写到吕湘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中他看到来自爱沙尼亚的乌里兹别克教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的嘲笑，苏联、东欧等共產国家便联合退席抗议，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要退席呢？还是留下来？他所反映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处境，既是共產国家，又已经和老大哥闹翻，进退两难。

吕湘一生总是在考虑「要站对边」这件事，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站错边的悲剧下场，被关在牛棚裡，挨饿了很久。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湘坐过叁年的牢。有一阵子，红卫兵搞武斗，鸡犬不寧，吕湘给关在牢裡忘了，饿了好几天。他昏沉沉在牢裡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的时候从胃中上腾一种空乏的热气。他知道，是胃在自己消化自己。吕湘有点害怕，便开始啃牢房上的木门。像小时候看老鼠?咬木箱一样。把一块一块的木屑嚼碎，嚼成一种类似米浆的稠黏液体，再慢慢吞嚥下去。

大陆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把吕湘斗进牛棚裡，又去斗另一个人时，就把吕湘给忘了，让他待在牛棚裡啃木头，活了一段期间，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语言这个东西。

外面的年月也不知变成什麼样子。吕湘觉得解决了「吃」的物质问题之后，应该有一点「精神」生活。

他於是开始试图和自己说话。

吕湘在很长的时间中练习着舌头和口腔相互变位下造成发声的不同。

这非得有超人的耐心和学者推理的细密心思不可。

到了文革后期，出狱之后的吕湘练就了一种没有人知道的绝活。他可以经由科学的对舌头以及唇齿的分析控制，发出完全準确的不同的声音。

我们小时候都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模仿老师或是父母的声音，而有些人确实模仿得很像，就像鸚鵡一样，但是他只是準确地掌控了声音，没有内容。

玩起语言游戏

一个人无事的夜晚，他便坐起来，把曾经在文革期间批斗他的所有的话一一再模仿一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嗓音还没变老的小红卫兵，缺了牙的街坊大娘‥‥吕湘一人兼饰数角地玩一整夜。

写作期间，我认识很多文革后的大陆作家、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让自己活下来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有时候荒谬到难以想像，它其实是一种游戏，甚至也是一种绝活。周文王遭到幽禁时写出《周易》，司马迁受到宫刑之后完成《史记》，人在受到最大的灾难时，生命会因為所受到的局限挤压出无法想像的潜能，吕湘亦同，在一个人被囚禁的寂寞中，他开始与自己玩起了语言的游戏。

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大龙峒的保安宫前看布袋戏，尤其喜欢站在后

台看，发现前台的各种角色，貂蝉、吕布、董卓其实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