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zysztofKieslowski）的《十戒》（Decalogue），《十戒》包皮括十部短片，也就是西方基督教裡十件不可以做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很短的一个句子。

影片一开始讲一个小男孩和妹妹感情很好，后来妹妹意外被卡车司机压死。之后，他随身带着妹妹的照片，和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心结：他恨所有的司机。这个心结变成他积压暴力的来源，在他十八、九岁时，有一天，他无缘无故地坐上计程车，然后在荒郊野外，把司机杀了。

看到这裡，我们会觉得这个司机很无辜，他不是压死妹妹的司机呀！但暴力本来就不是有对象性的，当潜在的某一个对生命愤怒的东西一下无法遏止时，就会爆发出来。这是电影的前半段，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的暴力，后来男孩被逮捕了，接下来的处理更為惊人，所有的人都说他十恶不赦，说他很坏，最后他被处死。处死的过程中，在法官的监视下，一个人去替刑具加油滑润，试试看够不够力量，察看底下接粪便的盘子有没有弄乾净，整个拍摄的过程让你看到一个合理的谋杀竟比非法暴力更加恐怖。

这是奇士劳斯基在电影裡面一个非常哲学性的探讨，其实「不可杀人」不特指合理的杀人或是非法的杀人，不可杀人就是所有的杀人行為都是不可以的，不应该有差别，当这个孩子杀了司机，是杀人，当这个孩子被判刑，也是杀人，奇士劳斯基要揭露的是所有合理的法律背后，与暴力有关的东西。

暴力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动作，暴力本质呈现的是人性复杂的思考，所以欧洲有很多的案件会作非常深入的探讨，才做出判决，甚至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悬而未决。

文明社会裡的暴力

在兰屿為核废料抗争的那段期间，有朋友传真连署书给我，要我签字。我想到不只是核废料的问题，还有台湾本岛两千多万人对少数达悟族的一个暴力。这个暴力让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核废料放在兰屿，电是我们在用，兰屿还没有电的时候，发电的核废料就放在他们的土地上。这是暴力，可是我们觉得这是合法暴力，没有人会去抗争，直到达悟族人自觉了，要抗争了，力量还是非常小，甚至可能沦為政治利用，让人產生同情，到底还是一种暴力－－在文明的社会裡，暴力看起来不像暴力，却又确确实实地使人受害。

我们看到美国每一次的出兵，都说是联合国的决议，他在争取暴力的合法性，他是為联合国出兵，不是為自己。暴力在迈入文明社会后转化形态，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是奇士劳斯基在电影裡所要抨击的，不论在法律上如何為自己辩护，暴力还是暴力，你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暴力。

在核废料的抗争中，我期待着眾人暴力能被提出检讨，却没有发生。有人提出另一个方案，说核废料若是迁离兰屿，那就迁到本岛吧，选出的六个本岛地方裡，有五个是原住民的村子。如果我是原住民，我会意识到这是暴力，可是我不是原住民，我不容易觉察到自己正在施予一种暴力－－当你强势到某一个程度时，你不会意识到强势到了某个程度，不管是阶级、国家，或是族群，本身就会构成暴力。但要產生这些自觉，并不是那麼容易。

我今天如果买一张飞机票到兰屿，我不会察觉到那个地方所受到的暴力压迫究竟是什麼？但当一个族群发展到最后，连姓氏都不见了，怎麼能说不是暴力的受害者？兰屿有一个好作家，叫夏曼．蓝波安，他找到自己的名字，可是我去兰屿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他自己姓谢，我问為什麼都姓谢？他们说因為报户口的人姓谢，所以他们都姓谢了。

夏曼．蓝波女对我说，他现在叫作夏曼．蓝波安，可是很难写在身分证上，因為格子不够长。强势是一种暴力，儘管达悟族人数那麼少，少数要服从多数，所以让他们放弃他们所拥有的特质亦不為过。如果有一天这个族群发展出一个巨大的暴力，是不是也能这样对我们？

我在一本小说集《新传说》裡，写了一个发生在台湾的真实故事，关於一个阿里山邹族的小孩子汤英生（这当然也是汉族的名字），他离开他的族群，下山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后来他要赶回家参加族裡的丰年祭，老闆不答应，扣着他的身分证不给，两个人发生衝突，最后他杀了老闆和他的孩子。表面上这是末满十九岁男孩汤英生的暴力事件，可是当时有很多作家连署，希望把这件事作為一个族群的议题进行讨论，因為族群有仇恨，因為邹族人一直在读吴凤的故事。

吴凤接触的原住民就是邹族，那个出草后来被感动到痛哭流涕的族群。但歷史证明，吴凤是汉族编造出来，推行王化政策的人物，歷史上没有吴凤这个人，可是这个故事却还是在流传。出草是一种暴力，但编造吴凤的故事何尝不是？我认识的一些邹族朋友说，每次他们在嘉义上课，读到这个故事时，就会故意缺席不要上课，因為他们

就是割下吴凤头的人，嘉义到处都是吴凤的塑像。我的意思是，暴力有两种：一种是一看即知的暴力，另一种是看不出来的暴力。出草、汤英生杀人是属於前者，而吴凤的故事、法律的死刑则是后者。

强势与弱势文化

经由教育、文化、媒体，不断去压抑另外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就是暴力。在美国，印地安人的保护区，也是一种暴力。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西部片，看着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