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发现，因為这个伦理是被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掩盖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有了孤独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独行的思维性，这个伦理的迷障才有可能会解开。

另一种形式的监控

谈到伦理孤独，我想以自己的小说〈因為孤独的缘故〉作為例子。当我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边有些故事在发生。八○年代后期，绑架儿童的案件层出不穷，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很耸动的标题，而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区伦理结构改换了。

我记得小时候，居住在大龙峒的庙后面，社区裡的人常常是不关门的。我放学回家时，妈妈不在家，隔壁的张妈妈就会跑来说：「你妈妈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拿药，你先到我家来吃饭。」那个社区伦理是非常紧密的，紧密到你会觉得自己随时在照顾与监视中－－照顾与监视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张妈妈在我母亲不在时，找我去她家吃饭，这是照顾；有一次我逃学去看歌仔戏，突然后面「啪」的一巴掌打来，那也是张妈妈，她说：「你逃学，我要去告诉你妈妈。」这是监视。

传统的社区伦理有两种层面，很多人看到照顾的一面，会说：「你那个时代的人情好温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区所有的事情都被监视着，发生任何一件事情就会引起漫天流言耳语。那个时候，电视、广播没有那麼流行，也没有八卦媒体，但因為社区结构的紧密，消息传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开始出现公寓型的新社区，愈来愈多人搬进公寓裡，然后你会发现，公寓门窗上都加装了铁窗，而相邻公寓间的人不相往来。当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时，小孩就变成了「钥匙儿童」－－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新名词，儿童脖子上掛着一串钥匙，自己去上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吃饭也是自己一个人。

改变的不只是社区结构，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从叁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这在我的成长过程裡，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但在八○年代后，即使女性对於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较男性更难接受婚姻的

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型态也改变了，我在〈因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麼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麼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麼病，只是会一直说着身体的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面对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藉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所以我在小说裡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麼亲密，不会讲什麼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裡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裡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戴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她住在叁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裡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框噹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