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裡的「我」分析着公寓裡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经验，你会发现公寓是很奇怪的听觉世界，楼上在做什麼，你可以从声音去做判断，可是一开了门，

彼此在楼梯间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谈，因為公寓裡的伦理是疏远的。

小说裡的「我」正经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麼，他说姓张。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当场愣在那裡。而小说裡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裡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她找到他的部队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裡，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

然后说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无聊！」、「多管閒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皮括肉体、包皮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麼？要经营什麼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我常举叁个名词来说明这件事：性交、做愛、敦伦。我们很少用到「性交」这个词，觉得它很难听，可是它是个很科学的名称，是一种很客观的行為纪录。「做愛」这个名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