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愛」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麼，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麼？」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為是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叁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叁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裡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裡，要完成什麼样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叁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皮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

当小说裡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閒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张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裡吵起来。眼镜行老闆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裡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裡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闆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麼做，因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叁、四十年之后，怎麼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為什麼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麼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麼？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皮包皮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裡，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说这种话？怎麼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裡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裡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麼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洩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裡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眾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台湾的确处於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麼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於我们釐清伦理孤独的状态。

卷六 伦理孤独(3)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裡，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麼打开，怎麼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