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完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