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