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克萨斯州。”她说。盖尔觉得人们好像总是希望你是得克萨斯来的。果然，那男人抬了抬眉毛，吹了声口哨。

“我早就这么觉得。”他说。

信封上是威尔自己的字。这不是一封写给威尔的信，而是他寄出去的信，写给霍特里街491号的凯瑟琳·索纳比，也是在布里斯班。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在上面潦草地写道：“退回寄件人，9月13日去世。”有一瞬间，盖尔在混乱的意识中，还以为上面的“去世”指的是威尔的死讯。

她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思绪，最好能暂时躲开这暴晒的烈日。

但是，她在旅馆里读完了信，梳洗了一下，就立刻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去霍特里街。就和她所期待的一样，那里的窗户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出租公寓。”

不过，威尔在那封写给霍特里街的凯瑟琳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你并不认识我，但我希望在我解释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能相聚一谈。我猜想我很可能是你加拿大的表兄弟，我的祖父是19世纪70年代从诺森伯兰[1]来到加拿大的，他有个兄弟那时去了澳大利亚。我祖父的名字是威廉，和我的名字一样，他的兄弟叫托马斯。当然，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位托马斯的后人。我只是查了查布里斯班的电话册，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位同姓索纳比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种家庭溯源的事儿最愚蠢、最无聊，但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催促着我去找自己的亲人。而且近来我的空闲时间也比过去多。我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剧院工作，整天都很忙碌。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活力的年轻女人。（要是我把任何十八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女孩”，她就要跟我生气，而她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我过去在加拿大一所高中教戏剧课，但在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工作。

妻子。他想在这个可能是自己亲戚的人眼里显得体面些。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尽管目前我是布里斯班电话册上唯一的代表，但是，我们所共有的姓氏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为常见。你可能不知道，索纳比这个姓氏来源于索恩大教堂，其废墟至今仍在诺森伯兰。现在，这个姓的写法各不相同—索纳比，索恩比，索纳贝，索那比。中世纪时，在庄园主领地内干活的所有人都采用领主的姓氏，包括工人、铁匠、木匠等等。结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有着相同的姓氏，严格意义上讲，其中很多人根本无权使用那个姓。只有那些能将家族血脉追溯到12世纪的才是真正的索纳比家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佩戴和展示家族的徽章。我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既然你根本没有提到家族徽章，也没有在威廉之上再追溯血缘，我猜想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个家族。我祖父的名字是乔纳森。

盖尔在街上的二手商店买了台旧的便携式打字机，然后用它打出了上面这封信。此时，她已经住在了霍特里街491号的米拉马尔公寓。这是一栋两层建筑，外面涂着脏兮兮的奶油色灰泥，入口两侧都竖立着扭转的柱子。这里有一种做工蹩脚的摩尔式、西班牙式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外观，就像一座旧式电影院。管理员告诉她这里曾经非常时髦。

“这里曾经属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但是她不得不去住院。她去世后，就来了个人领走了她的财产，不过公寓里常用的配套家具都还在。你从美国哪里来？”

俄克拉荷马州，盖尔说。马西太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管理员看起来得有七十岁了。老花镜放大了他的双眼，他走走路非常快，却一点儿也不稳，歪着向前走。他说起了一些困难事儿—居民中外国人越来越多，以致很难找到好的修理工，某些房客粗心大意，恶意的路人总是往草地上扔垃圾。

盖尔问他有没有把原房主去世的消息告诉邮局，他说一直打算去，但那位女士基本上没什么信件。除了那一封，在她去世当天寄来，真是怪事。他把那封信退回去了。

“我去吧，”盖尔说，“我去通知邮局。”

“但我还得签字，你去他们那里拿一张表，我签好了你送过去。非常感谢。”

公寓里的墙壁粉刷成白色—这肯定就是它的时髦之处。里面有竹子做成的遮帘，一个很小的厨房，一张绿色的沙发床，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还有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张画，也可能是张彩色照片。里面是黄绿色的沙漠风光，有很多岩石和一簇簇的鼠尾草，还有朦胧的远山。盖尔确定自己曾经见过这幅画。

她用现金付了房租。这阵子她有的忙了，要买床单、毛巾和其他杂物、锅碗瓢盆，还有打字机。她还得去银行开个账户，成为这个国家的居民，而不是游客。公寓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些商店，一家杂货店、一家二手商店、一家药店、一家茶馆。这些都是很简陋的店面，门口挂着彩色的纸条，门前的人行道上搭着木制的雨篷。它们提供的货品也很有限，茶馆只有两张桌子，二手商店的货品也不比一个普通家庭所能翻出来的东西更多，杂货店的麦片和药店的咳嗽糖浆都是单盒地摆在货架上，好像它们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或意义似的。

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二手商店，她买了一些宽松的印花棉布裙，一只装杂物的草编包。现在，她看起来就像是街上常见的那种女人。中年主妇，露着苍白的胳膊和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