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得更多一些，他死亡的真相自然就会离我们更近一点。最后我要感谢你们把我的信刊登在这个热门的栏目中。

真诚的乔治·格罗德曼

弓区格罗弗街四十六号

又及：当我写下上面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伦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珍贵的信件，这封信很可能是我那可怜的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三日星期一，正是他被害的前夜。这封信是寄往佛罗伦萨的，当布伦特小姐接到男友去世的噩耗以后，她又把这封信带回了伦敦。在我看来，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康斯坦特先生对生活的希望，甚至还谈到了一些对今后的打算。当然有一部分内容并不适于对外公开，但在此转录一些重要的细节，我想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

“你似乎被灌输了一种东伦敦就是受难地的思想，也许让你有这种思想的是那些带有“小说”标签的读物，就像有些地方的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认为“旧约时代”是看不到阳光的一样。我想你也许和那些人一样，把“东伦敦”看成充斥着悲惨、痛苦和凶杀的地方。听上去挺押韵的吧？实际上离我住的公寓不过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雅致的居民住宅，前后院都带有花园，里面放着精美的家具，住的都是些体面人。一些在高地地区开商铺的店主的收入如果被我在大学里的那些朋友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羡慕得直流口水。

“这里的富人并不像肯辛顿和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他们同样愚蠢和现实。露茜，我并不否认自己也有黯淡的时光，有时也会想要放弃这一切转而回到原先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梦。让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确实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但我的良心一直在告诉着我，我的确做到了。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大众做出贡献，至少他可以为周围的人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能对一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有许多好人，特别是在女性之中，她们不仅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感情也十分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两个人服务——难道还不够吗？你朋友在圣詹姆斯大教条举办的亨舍尔交响音乐会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最近一直在研读布拉瓦茨基夫人最新出版的那部著作，对神秘的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不幸的是，最近我忙得只能在睡前读一点她的书，但她的书并不像其他那些书一样具有催眠效果。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通灵学无疑和牙疼有着同样的效果……”

先生们，我不知道读者中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为上一期报纸中格罗德曼先生的信件而感到震惊。他作为苏格兰场的前雇员，竟然公开跳出来诋毁自己的老东家，我只能说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多半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要我说，死者的亲戚有什么理由把死者的文件交给他处理？他理所当然可以为一个被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辩护。但是，让我们看看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吧，他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信加上《弓区谜案已被解决》这样一个标题？随信附上我的名片聊表敬意。

民众忠实的公仆

苏格兰场

乔治·格罗德曼恼怒地读完了报上刊登的这封信件，随即把报纸揉成一团，嘴里愤恨地念叨着，“该死的爱德华·温普！”

五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那样干的话，这世上还会有美丽的事物吗？”丹齐尔·坎特科特问。

“别跟我谈什么美丽！”彼得·克劳说，就好像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我只想看到事实。”

丹齐尔没有把事实罗列给克劳，他手里恰好没有这种东西。

丹齐尔·坎特科特站在他房东的小店里抽烟，不断向周围混杂的空气喷吐出形状各异、气息宜人的烟雾。克劳正蹲在离丹齐尔不远的地方补鞋，他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和房客说着话。他个子不高，脑袋却很大，眼里总是充满了感伤的神情。另外，他的气色也不是很好。此时他的腰间系了一条油腻的围裙。丹齐尔穿着一件毛领的厚棉衣，冬天他在公众场合总会穿上这件衣服。一回到家里，他马上就会脱掉这件棉衣，身上只留下一件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总会想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好像是想让大脑离现实社会更近一点一样。他经常会为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小毛病或是某一方面的嗜好，克劳在自豪的同时也会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有些孤独。他崇尚素食主义，不相信任何宗教，推崇共和制度，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对他来说，肉食是禁忌的，酒精是禁忌的，宗教是禁忌的，君主制是禁忌的，烟草更是禁忌。“只有像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才有可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普通男人”就变成了克劳的外号。当星期天早晨他站在自己小店对面的高地上宣讲君主、教士和肉排的罪恶时，“普通男人”的口号声就会有节奏地在演讲间歇时从听众中响起。“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像剑一样刺穿了政客们用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以近乎嘲笑的手段揭穿了挂在他们脸上的面具。每当克劳周末下午去维多利亚公园小憩时，“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总会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