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认出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一种香味、褐色头发以及悦耳的声音，她当时问我上课是否很用功。就这样，有些巧合没有被我们看出，有些人曾在我们生活中多次出现，而我们甚至并未觉察到。

有一年春天，距离我认识冉森的那个春天很远，我当时十几岁，我跟母亲一起走，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遇到一个女人。我们走得很慢，我母亲在跟这个女人说话。她们说的话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夜中，但我记得那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和她的名字：科莱特。后来我听说她在国外旅行时死得不明不白，这使我感到震惊。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一生中的这两个时刻才联系起来：在圣纪尧姆街街角的那天下午和我去拜访冉森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在时间中并非是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联系，那就是科莱特·洛朗，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冉森十分重要，她生前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她年纪轻轻就来到巴黎，来自遥远的外省。

刚才，我试图想象她来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那天跟今天的日子相像，阵雨之后天气暂时晴朗。来自大西洋的风吹得树枝摆动，吹得雨伞上的布翻过来。行人都躲在一个个大门口。可以听到海鸥的叫声。沿着奥斯特利茨滨河街，明亮的阳光照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和植物园的栅栏上。她第一次穿过这座被大雨洗刷过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她刚到达里昂火车站。

?

还有一个回忆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也涉及科莱特·洛朗。我父母在那年夏天租下多维尔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是在共和国大街附近。科莱特·洛朗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她显得十分疲倦。她关在小客厅里，接连睡了两天。我母亲和我低声说话，以免把她吵醒。

她醒来的那天早晨，想带我去海滩。我走在她的旁边，在拱廊下走着。走到克莱芒·马罗书店，我们穿过马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不是继续笔直朝海滩走，而是把我带到王家旅馆。在旅馆门口，她对我说：

“你去问柜台前的先生，是否有科莱特的信……”

我走进门厅，含煳不清地问门房“是否有科莱特的信”。他似乎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他递给我一只很大、很厚的栗色信封，信封上用蓝墨水写有她的名字：科莱特。

我走出旅馆，把信封交给她。她打开信封，朝里面看了看。我今天还在想，这信封里装着什么。

然后，她带我一直走到海滩。我们坐在太阳酒吧旁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那个时间，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其他人。

6

◆◆◆ ◆◆◆

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森，这样照片目录就有一个副本。我担心他去墨西哥旅行时，会因毫不在乎或心不在焉而把我的工作成果弄丢。因此，我情愿保存一个副本。今天，我翻阅这副本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在查看想象中照片的详细目录。如果连照片摄影者的命运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些照片的命运又是如何？冉森把这三只手提箱全都带走，还是在动身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三只手提箱，他就对我说，他觉得这些手提箱碍手碍脚，他尤其不希望有“多余的行李”。但他并未提出让我在巴黎保管这些手提箱。最好的结局是，它们放到今天，在墨西哥的某个市郊烂掉。

一天晚上，我在摄影室待的时间比平时要晚，这时他回来了，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把记在第一本练习簿上的照片目录誊抄在第二本练习簿上。他在我身后俯身观看：

“这是赐福般幸运的工作，老弟……您没有累坏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有嘲讽的味道。

“如果我是您，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加地道……我不会满足于两本练习簿……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

他微微一笑。我张皇失措。我感到他在嘲笑我。第二天，我开始做索引，按字母表次序写在大记事本上。我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放着一叠叠照片，是我逐渐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来的，我依次写在两本练习簿和记事本上。这一次，冉森的微笑凝固在脸上，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我当时是开玩笑，老弟……您对我的话却信以为真……”

我可没开玩笑。我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但我们是否下决心做这件事？而冉森也显出同样的担心。我查看我保存的目录，发现他的大量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或者拍的是人像。他在巴黎拍的照片背面写有照片拍摄的地点，否则的话，这些地点我往往很难确定。照片上可看到楼梯、人行道边缘、街沟、长凳，还有贴在墙上或栅栏上被撕破的广告。他对秀丽的景色毫无兴趣，而只是听凭他个人的目光，我回忆起这目光中悲伤和关切的表情。

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一张信纸，上面有冉森写的几条说明，都有标题：《自然光》。这是一家电影杂志请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给六十年代初的几位年轻导演当过义务技术顾问，教他们使用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用的泛光灯[1]。这些说明为什么在当时使我印象深刻？从此之后，我发现要找到冉森所说的“自然光”是何等的困难。

他对我解释说，是他撕破了街上那些广告，这样，被最近的广告覆盖的旧广告就显露出来。他把广告的纸片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