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夫长回到王畿的时候，带来一道令：沿海船底夹层，格杀勿论。

这道令在卢泰西亚的总督府里吵了三天。民政官说太苛，误伤商船会断了海上贸易；军法官说于法无据，杀人总得审一审。最后还是奥斯曼指挥官拍了板——他是多瑙河线的统帅，第九十一道深痕还刻在卢泰西亚的钟楼上。

“审？”他把法令文书拍在桌上，“商船夹层的隔板，拆开再装，半个时辰的事。等你的审官摇摇摆摆上了船，证据早喂了鱼。传令——查夹层不用审，查出人也不用杀。”

军法官一愣：“不杀？”

“人扣下，船没收，夹层隔板拆下来堆在码头烧掉，让全港的人围着看。”指挥官冷笑，“杀七个，吓不住人。烧船，是烧给船主背后的金主看的——夹带一个死士，赔一条船。我倒要看看，流亡国王的那点金子，经得起烧几条船。”

这道令执行了半个月，王畿各港烧掉了十七条商船，果然把暗路烧断了大半。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那些夹层里的年轻人，嘴硬得很。十几个人，个个自称是来“看祖产”的，刑不上身，水米不进，倒像在等什么。

等到第十九天，等的东西来了。

那天夜里，王畿南面的科尔比小镇，粮仓起了火。火是有人从粮囤里往外烧的——先有人提前半个月混进粮仓做了半个月苦力，摸清了一切，然后在三个粮囤底下同时放火。等巡逻队赶到，三千袋冬粮已经烧成了灰。守粮的税吏被人割了喉咙，尸体上压着一张字条，用拉丁文写着：“法兰克人的粮食，还给法兰克人。”

奥斯曼指挥官赶到科尔比时，天正飘雪。他踩着灰烬走进烧塌的粮仓，用火钳从灰里拨出半截没烧尽的东西——不是粮袋，是一只铁蒺藜的模子。他盯着那铁模看了半晌，对老百夫长说：“看见没有，放火是幌子。试我们的巡逻时辰、救火的水源、增援的速度，才是真的。这一把火烧完，整个王畿南面各仓的布防图，人家就拿到手了。”

老百夫长蹲在灰烬里，抓了一把，搓了搓：“烧粮的手法很生，是个生手。但布火的时辰算得准——专挑换岗的间隙。背后有老手在教。大人，我琢磨着，教的人不在乡下，在城里。在卢泰西亚。”

两人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一句话——灯下黑。

当天夜里，卢泰西亚全城大索。搜索队不去客栈，不去酒肆，专查两种地方：棺材铺和药材行。老百夫长的道理很直白：“金发豆子的人在等接应，接应的人要藏人、要治伤、要弄死人不出声的毒药。这三种买卖，棺材铺和药材行全齐。”

这一查，真查出了东西。城西一家棺材铺的地下冰窖里，藏着二十几个法兰克人，领头的竟是个奥斯曼籍的希腊人——给总督府做过三年文书的抄手，名叫季米特里奥斯。此人去年告老还乡，谁能想到他在回乡的路上拐了个弯，进了一家修道院，再出来时，已经成了法兰克王室的忠诚仆人。

抄手什么也不说。审了三天，他就反复一句话：“法兰克给了我名字，奥斯曼只给了我一支笔。”

第四天，不等用刑，事情自己出了头——有人劫狱。劫狱的人不多，十七个，全是好手，夜袭监狱的塔楼，差一点就把季米特里奥斯抢了回去。激战之中，一个劫狱者被俘，解开衣领，锁骨下方烙着一个标记：一朵百合花外面绕着一圈荆棘。

军法官不认识。老百夫长认识。他在波尔多森林的战场上，从法兰克死士的尸体上见过同样的烙印。

“王室荆棘团，”老百夫长对指挥官说，“法兰克国王的私人死士营，传说只效忠国王本人，不效忠法国——效忠法兰西的复仇。国王流亡海那边，荆棘团留在岸上。大人，咱们之前想的太简单了。这些种子不是联军埋的，是国王自己埋的，埋了不知道多少年。”

奥斯曼指挥官沉默良久，以刀在案头刻下一道浅痕，唤来书记官：“给伊斯坦布尔写报。就写一句——法兰克国王人虽在海那边，爪子还在咱们地皮底下，而且这爪子，我们连它埋了多少根都不知道。”

写完报，他走到窗边。雪后的卢泰西亚一片银白，钟楼上的绿旗冻得硬邦邦的，在风里一下一下拍着旗杆，声音空荡。

“烧船令接着执行。”他说，“另外，从明天起，王畿各城的棺材铺、药材行、铁匠铺、马行，每月查一遍铺底。查到明年开春，查到联军上岸为止。”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科尔比烧掉的那三千袋粮，从我自己的饷里出一半，赔给当地百姓。跟他们说清楚——粮是法兰克人烧的，赔偿是奥斯曼人给的。这个话，要一个字一个字地传到乡下去。”

老百夫长咧嘴笑了：“这招比烧船还狠。”

“狠什么。”指挥官望着窗外的雪原，“收人心的火候，我这不也在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