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决定你的假期，他可以运用影响为被送上报告会的人转圜，让他顺利过关。到了战争时期，对这类宠幸人物的报偿往往是大大小小的宝贵的银质勋章。

我在91团就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勤务兵。有个勤务兵还获得了大银质勋章，因为他擅长把偷来的鹅烤成美味。另一个勤务兵得到了小银质勋章，因为他一向能从家乡得到大篮大篮的美味食品，即使在最严重的饥馑时期也能胀得主人几乎走不动路。

对这位勤务兵授勋时，他那主人拟订的嘉奖词是这样的：

在战争时期面临进逼之敌的强大火力时，视死如归，从未片刻离弃长官，表现了异常的英勇与顽强。

事实上那时他是在基地的某处掠夺别人家鸡舍。

战争改变了勤务兵和主人之间的关系，让自己成了最受基层仇恨的人。肉罐头别人五个人一听，勤务兵一人独得一听。他的军用水壶里永远装满了朗姆酒或干邑白兰地。这种动物嘴里嚼着巧克力，吃着为军官储备的甜饼干，抽着主人的香烟，一连几个小时烹煮着食物，还有一套多余的军装。

勤务兵往往跟连队的传令兵过从最密。他把自己享有的种种特权和餐桌上丰富的残汤剩肴送给传令兵，还把后勤军士长也拉在一起，结成三雄执政。三雄执政直接亲近长官生活，一切战争行动和军事计划他们都知道。

哪个单位的下士跟勤务兵交上了朋友，他那个连对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就能心中有数。

他说，“两点三十五分我们就会干起来”，到了两点三十五分奥地利的士兵就会准时跟敌人脱离接触。

勤务兵跟野战炊事班的关系也最密切，他永远喜欢绕着锅头转，索要菜肴，好像是在菜馆里，面前摆着菜谱。

“我想来份排骨，”他对炊事兵说，“你昨天给我的是尾巴。我的汤里还得加一片肝。你知道我是不吃脾脏的。”

而到混乱开始时，勤务兵的形象总是最好看不过的。战壕一挨炮轰，他的心就掉进裤裆里。那时候他永远跟自己的行李和主人的行李一起躲进了最安全的掩体。他怕炮弹找到他，便用破布蒙着头。他不希望别的，只希望主人受伤。主人一受伤他就可以跟主人一起撤退到距离前线尽可能远的基地去。

他以某种秘密手段系统地培养风声鹤唳的情绪。“我有某种感觉，他们在收拾电话机了，”他在一个个单位神秘兮兮地讲。当他可以说“现在他们已收拾好电话”时，不禁得意扬扬。

谁也比不上他更喜欢撤退。在撤退时，他早忘记了头顶上飞掠的大炮弹和开花弹，只顾带了行李孜孜不倦地往首脑部门挺进——首脑部门有行李火车伺候。他热爱奥地利的行李火车，能够坐在那上面旅行他再快乐不过。一遇见意外他就使用双轮救护车。非步行不可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彻底地垮掉了。那时他就把长官的行李扔在战壕里，只带自己的财产。

如果发生了主人逃脱而跟班被俘的情况，那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背着主人的行李的。那时那些行李就成了他的财产。他对那行李总会竭尽全力抓住不放。

有一回我见过一个被俘虏的勤务兵。那人跟别人一起从杜布诺步行到了基辅以外的达尔尼卡。除了自己的行军粮袋，他还带了没有被俘的上级的行军粮袋和形状各异的大小手提箱五个，外加两床毛毯和一个枕头，头上还顶着一个行李包。而且抱怨说哥萨克人偷走了他两个箱子。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人。他像那样苦苦跋涉，走过了整个的乌克兰。他简直就是一辆步行的搬家卡车。我怎么也不理解他是如何能拖了那么大一堆行李走过了那么几百公里路的。可他还是带着它步行到了塔什干，然后在一个俘虏营里得了斑疹伤寒，躺在那堆行李上死掉了，死时还照顾着它们。

而今勤务兵已经遍及了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在讲述他们的英雄事迹。攻占索克尔、杜布诺、尼什和匹亚伏的全都是勤务兵。每一个勤务兵都是一个拿破仑：“是谁告诉上校让他给统帅部打电话，说行动可以开始的？是我。”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反动分子，受到全部基层官兵的憎恨。其中有一些还是告密者，眼看见别人给抓起来捆起来，特别感到得意。

他们发展成了一个特殊的种姓。他们的自私自利就不知道有边际。

Ⅲ

路卡什中尉是风雨飘摇的奥地利君主政权下的一个典型常备军军官。军官学校把他培养成了一种两栖动物。他在社交场合说德语，写作用德语，读的却是捷克语书报，在他给为期一年的志愿兵讲课时，常对他们秘密地说：“让我们做捷克人吧，但是不必让别人知道。我也是捷克人。”

他把当捷克人看作是某种秘密组织的成员，认为跟他们拉开距离较为明智。

除此之外他倒是个正派人。他不怕上级，部队调动时也能恰到好处地照顾自己的连队。他常常找仓库给部下安排舒适的宿营地，常常让士兵滚出一桶啤酒来喝，由他自己那差强人意的薪金支付。

他喜欢听自己的部队在行军时唱歌，即使在去上操和回来的路上，也要他们唱。他也在连队的旁边走着一起唱：

到了半夜就黑漆漆，

口袋里跳出些燕麦粒，

坦坦塔拉！噌！嘣！

他的公正不同凡响，也没有欺负人的习惯，因此很受部下爱戴，他也十分得意。

可军士们到了他面前却发抖，不到一个月他就能把一个野兽样的军士长调教成一头十足的羔羊。

他可能大喊大叫，不错，但是他绝不骂人。他使用词语和句子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