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时间搜集对《动物世界》上我那些刺激性作品的评论。我进去时他指了指桌上那份《农民地平线》，用最近从没有离开过他那眼睛的悲伤神色平静地望着我说话。

“我在咖啡馆大庭广众之间大声读了起来：

“尊贵的先生：

我已请你注意到了一个事实：你的杂志正在引进着非同寻常却无法证实的术语。它对捷克语言的纯洁性表现了太少的尊重，而且发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试举一例。你的编辑不是使用长期普遍惯用的‘鲣鸟’这个词，而是用了‘胡桃夹子’，而‘胡桃夹子’来源于对德国名字Eichelhaher——鲣鸟的误译。

“‘鲣鸟，’报纸老板气急败坏地重复我的话。

“我继续平静地读了下去：

“然后我收到你的《动物世界》编辑的一封信。那信是无法容忍地粗野，个性化而且蛮横。它把我罪恶地称作无知的混蛋骡子——那是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这不是体面人回答客观的学术性评论的方式。我倒想明白我们俩究竟谁是更大的骡子。也许我不应该在明信片上进行谴责，而应该写信。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我忽略了这种细节，这是事实。现在，在你的《动物世界》编辑发动了那番粗野的进攻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他当街‘戴枷示众’。

“如果你的编辑想像我是头骡子，对于鸟类的命名没有观念，也没受过教育，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从事鸟类研究多年，不是从书本上研究，而是通过观察大自然研究。我在我笼里养的鸟儿比你那编辑一辈子见过的鸟儿还要多得多。他一辈子也就只是在布拉格的豪华酒家与普通酒店里混混而已。

“但这些都只是需要考虑的次要问题，虽然如果你那位《动物世界》的编辑在拿起笔发动进攻之前先费点工夫了解一下他要指责为骡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肯定不会有坏处。他也可以避免指向了莫拉维亚的密斯切克附近的富瑞兰德。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那地方有你们刊物的一些订户。

“这不是一场跟什么糊涂傻瓜的个人论战，而是一场事实之争。因此我要再次重复：我们语言里分明有着众所周知的名字‘鲣鸟’，却要通过翻译去发明什么新的名字是不能容许的。

“‘是的，鲣鸟。’我的主管的口气更沮丧了。

“我不容许打岔，我继续平静地读着。

这样的行为出自超级傻瓜和文化破坏者之手索性就是无赖。有谁把‘鲣鸟’叫‘胡桃夹子’了？《我们的鸟类》148页就有它的拉丁文学名ganulus〔36〕 glandarius B. A. 那就是我的鸟儿：鲣鸟。

按照D. 贝尔的说法‘胡桃夹子’叫做mucifraga〔37〕 carycatectes B。这个‘B’并不是你那编辑在给我的信里所说的某个字〔38〕的第一个字母。捷克的鸟类学家只知道普通的鲣鸟，肯定不知道你们那‘橡实夹子’〔39〕。‘橡实夹子’是你们那位先生脑袋的产物，按照他的理论，第一个字母就应该属于他〔40〕。那是个私人的粗野的骂人用语，并不能改变事实。

鲣鸟还是鲣鸟，哪怕《动物世界》的编辑对他怒气冲冲地撒尿。而这也只能说明有时人写东西能轻佻和主观到什么程度。虽然那位草包大言不惭地‘引用’了布雷牟的话，厚颜无耻地写道，按照布雷牟452页所说，鲣鸟属于鳄鱼亚科，可是他所谈的452页讲的却是小灰百劳和普通百劳（拉丁文：lanius minor L. ）。然后这位超级草包（恕我使用这个赞词）又引用了布雷牟作为权威依据，说鲣鸟属于第十五科，可事实上按照布雷牟的分类，乌鸦分在第十七科，其中包括了白嘴鸦和寒鸦科。他那么粗野，竟然把它列入了寒鸦（colaeus）科，属喜鹊、蓝鸦属和无能白痴亚科〔41〕。虽然同一页写的是森林鲣鸟和花斑喜鹊……”

“‘森林鲣鸟！’我的杂志老板双手抱着脑袋，叹了口气。‘报纸还我，我好读完。’

“老板读下去时我担心是嗓子坏了，‘土耳其乌鸦翻译成捷克语永远是土耳其乌鸦，正如鸫鸟永远翻译成鸫鸟。’

“‘鸫鸟应该叫做杜松子夹子，’我插嘴道。‘因为它吃杜松子，而杜松子是拿来做酒的。’

“福赫思先生把报纸扔到桌子上，钻到台球台子下面去了，喘着气叫出了他读到的最后的话：

“‘鸫鸟，土耳其乌鸦。’

“‘没有鲣鸟，’他在台球台下号叫道。‘胡桃夹子，我认输了，先生们！’

“他终于被拽了出来，两天之后他在家人的怀里咽了气，得了脑流感。

“他最后的清醒时刻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是我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公共利益的问题。请从那个观点接受我的判断，那是很客观的，就像……’——可是他咽了气。”

志愿兵停了停，对中士不怀好意地说：

“我讲这话只有一个意思：谁都会遇见这种或者那种赌运气的时候，犯下大错！”

总之，中士能从这一切理解到的东西只有一点：犯大错的就是他。于是他又朝窗户转过身去，情绪低沉地望着飞逝的景物。

帅克对故事表现了更多的兴趣。押送组的人彼此傻呵呵地望着。

帅克开口了：“世上的东西都是隐藏不住的，最终都得暴露。你们听见了，甚至像那样的白痴鲣鸟最终也还不是胡桃夹子。有人居然会上了这种当，这倒很有意思。确实，发明动物是很困难的。但是，展览已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