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愤怒，但她现在明白，自己必须很小心。

“没有那些人，”他说话时唾弃的样子好像在吐出嘴里的痰，“这些都不会发生。”

“没有佛朗哥，这一切根本不会开始。”妻子反驳道。

杜阿尔特先生狂怒起来，扬起拳头砸向妻子。她竟敢顶嘴，他无法容忍。

她举起胳膊想挡住这一记重拳。“佩德罗！”

他马上后悔了，但已是覆水难收。他从不曾这样愤怒到要打妻子，或许她也从未用这种方式坚决地反抗他。

“对不起，对不起。”他几乎是无助地低语，充满了悔恨与自责。

看到这个男人打妻子，梅塞德丝简直吓坏了。她敢肯定，父亲绝不可能动母亲一个指头。有一阵子，她想是否应进去劝架。显然，杜阿尔特先生在将儿子之死的罪责狂乱地投射到任何地方。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有罪，不仅包括那些像割草一样杀死他儿子的轰炸机和攫取了一半国土的国民军，甚至还包括那些未能成功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和派人士。

杜阿尔特太太愤怒了，继续争论下去：“那你是说，你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顺从他们，而不是站起来捍卫我们曾投票支持的一方？”

“对，我宁可那样做，也不愿死……对，我会那样。因为死亡毫无意义。想想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先生反驳道。

“是的，我的确想着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太太回答，“他就是被你现在支持的一方杀掉的。”

悲伤和愤怒在他们心中交织碰撞。这场争论不可能获得理性的结果。

杜阿尔特太太泪流满面地离开房间，梅塞德丝趁机藏到了树影里。但她得拿回自己的舞鞋，因此趁机跑进去拿了出来。杜阿尔特先生抬头看到了她。他可能一直怀疑她听了他们的谈话。

那天下午，四个人随时准备离开。有一路公共汽车通向穆尔西亚。

25

三个格拉纳达人再次离开马德里。“热情之花”鼓舞人心的演讲将伴随他们一起去往前线。

有一段时间，意大利军队从加拉玛地区撤军了。三月初，他们对马德里东北方三十英里外的瓜达拉哈拉发动了新一轮袭击。这是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一直以来的期望，他们士气高涨，却未正视战场的实际条件。墨索里尼的手下装备了大量的坦克、机枪、飞机和卡车，打算向共和国的领地发起一次大规模袭击。

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和萨尔瓦多来到前线，此时，意大利军队已经突破重围，占据优势。从意军的炮兵部队来看，共和军前景惨淡。然而天气突变，一场冻雨纷纷洒下，从那时起，自然条件开始扮演与枪炮同样关键的角色。

人们躲进稀疏的灌木丛，头上树叶落尽的枯枝无法提供任何保护，每个人都冻僵了。香烟也都湿了，无法点燃。

“老天，”弗朗西斯科说着，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我几乎看不到自己的手。我们怎么区分自己人和法西斯？”

“不容易。”安东尼奥说着竖起衣领，紧紧抱紧双臂，试图保持温暖，“也许雨会慢慢停下来。”

他说错了。这一天，冻雨变成了雪，然后又下了霜。共和军开始在战场上反击时，热带装束的意大利军队遭受了更多的寒冷。严寒成为双方共同的敌人，很多人被冻死。安东尼奥欣慰地得知，意大利军队因为狂妄冒进，队伍在浓雾与冰雪中彼此间失去联络。意大利军队的燃油开始紧缺，车辆搁浅，飞机难以起飞。此刻，共和军更有优势。

“幸运女神可算有一次站对了地方。”安东尼奥用手语对朋友说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边。”萨尔瓦多带着俏皮的微笑，“佛朗哥的运气用完了。”

如果说意大利部队之间缺乏联络，大多时候，安东尼奥所在的民兵团对全局也只有略为清晰的了解。他们身边不断爆发战斗，但可视度几近于零，几乎看不清战况。在寒冷的混乱中，安东尼奥能听到濒死战士发出痛苦的叫喊，有些战士是被自己人的子弹击中的。

战场上，安东尼奥一直尽力靠近萨尔瓦多。在加拉玛，萨尔瓦多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但即便如此，他仍对这位朋友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萨尔瓦多发现耳聋在战场上具有一定优势。他既听不到子弹的呼啸，又听不到伤员的呻吟，但也听不到朋友喊出的警告。临死前那一刻，萨尔瓦多没有经历任何恐惧。只是在刹那间，他瞥见朋友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随后的那声悲恸的喊叫不是死难者发出的，而是安东尼奥，他目睹自己的老朋友——他挚爱的“聋哑少年”——倒在了战场上。

鲜血浸透了安东尼奥的衬衫。他将濒死的战友抱在怀里，衬衫染成了红色。他们身边的尘土浸透了剩余的血，一片猩红。

战地中，人们没有时间在悲伤中沉溺。萨尔瓦多在这天战事结束时死去。很多人阵亡后，尸体要停放好几个小时，但这次不一样，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很快埋葬了他。因霜冻而坚硬的土壤使得埋葬战友十分艰难。他们在坚固的地面上挖土，身体几天来第一次暖和一些。埋葬男人的尸体需要相当大的地方，墓坑旁边的大土堆与萨尔瓦多用布裹起来的尸体相比，大得有些荒唐。

第二天，他们被指派了新任务：捡拾意大利部队丢下的设备。其他人被派去看守犯人。安东尼奥很高兴能躲开这项任务。他不相信弗朗西斯科能给战犯人道待遇。他自己也不能。

从这一刻开始，怒火让他们充满了力量。根本不必再提醒这一点：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他们收集到的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