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刘圭荣震惊的是，刘正茂在计划书中，竟然提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指名道姓地说，北美有一个叫“沃伦·巴菲特”的人炒股非常厉害，因为他大量买入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所以刘正茂也要求，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更夸张的是，刘正茂还提出了一个刘圭荣完全听不懂的术语——使用十倍杠杆 进行买入！刘圭荣根本不明白“杠杆”是什么意思，他只觉得无比困惑：这个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步的侄儿，怎么会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北美发生的事情？怎么会知道一个叫“巴菲特”的美国人？又怎么会懂得这些连他都闻所未闻的金融操作？

在计划的最后，刘正茂还提出了一个额外的、显得有些神秘的请求：他请伯父想办法，帮他办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身份，要求是身份信息必须真实可靠，经得起查验。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刘正茂没有详细解释，只是神秘地说：“伯伯，请您先按我说的做。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把真正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告诉您。”

带着满腹的疑问和巨大的震撼，刘圭荣回到了港城。他决定，先办好侄儿委托的这几件要紧事。他首先着手办理兑换外汇。当时，虽然国家经济困难，但人民币的官方汇率定值较高，1元人民币大约可以兑换1美元，或者1.2元港币。然而，由于国家极度缺乏外汇，严格管制，在港城的黑市上，根本不可能按这个汇率兑换。刘圭荣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没有经验，被黑市上的“黄牛”摆了一道，最终，两万人民币只兑换到了一万五千五百美元，损失了不少。

接着，按照刘正茂的要求，需要在北美开立股票账户。刘圭荣将兑换来的一万五千五百美元，加上大姐刘腊梅托他转交给大陆亲戚的那一万五千美元，自己又私下添了大约一万美金，凑足了四万美元整。他将这笔钱算作是侄儿刘正茂的投资本金。

然后，他特意去了一趟邮局，拨通了通往北美的国际长途电话。电话费极其昂贵，但他还是详细地向远在纽约的大姐刘腊梅汇报了这次与侄子刘正茂会面的全过程，包括侄子的近况、大陆家人的消息，以及侄子带来的那个令人惊异的投资计划。在征得大姐的理解和同意后，他将这四万美元，通过邮局汇给了大姐刘腊梅，恳请她帮忙在北美寻找可靠的券商，为侄子开立股票交易账户，并严格按照刘正茂计划书中的指示，全部买入《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他再三叮嘱大姐，此事一定要谨慎办理，注意保密。

刘正茂选择投资《华盛顿邮报》股票，是经过对脑海中记忆碎片信息进行仔细筛选后的决定。他回忆起这个时期存在三个重要的赚钱机会，分别是英国金融危机、阿根廷货币危机，以及巴菲特买入《华盛顿邮报》股票的现象。如果有专业的金融人才和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么做空英镑或者做空阿根廷比索都能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尤其是英镑，当时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刚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引发英国经济剧烈动荡，在1976年到1977年初期间，英镑汇率出现大幅度贬值，这确实是一个做空英镑的绝佳时机。

然而，刘正茂刚刚开始起步，经济实力还很弱小，本人也无法出国，更没有可以信赖的专业操盘手来执行如此复杂的金融操作。因此，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跟随巴菲特的脚步，希望能从这位投资大师的决策中分得一杯羹。

根据他的记忆，《华盛顿邮报》的股价已经连续几年下跌，从最高点的每股32美元一路下跌到1976年初的每股仅3美元。巴菲特正是在股价跌至谷底时，以每股3.18美元的价格大举买入了130万股。到1976年年底，这笔投资的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136%，成为当年华尔街最引人注目的金融热点之一。

刘正茂判断，虽然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中旬，股价可能已经从低点反弹至每股4美元左右，但如果此时使用十倍杠杆买入，到年底仍然有望获得80%左右的浮动盈利，而且相比前两个需要做空国家货币的方案，这个选择显得更为稳妥。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七十三岁的刘腊梅已经过上了颐养天年的生活。她不再需要操心商店和家务事，每天享受着含饴弄孙的悠闲时光。她育有四个子女：大女儿左清芙和小女儿左婉若，以及二儿子左至忠和三儿子左至诚。来到北美后，大女儿嫁给了新泽西州的一位白人；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三儿子工科毕业后接手了家里的商店，与老太太住在一起照顾她；小女儿从佐治亚理工大学毕业后，则在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工作。

这几天，刘腊梅的心情格外愉悦。她的大弟弟刘圭荣刚刚通过电话详细告知她，已经与留在国内的幼弟刘圭仁取得了联系，并特别提到刘圭仁的儿子刘正茂是个有胆识、有想法的年轻人，在孙辈中堪称佼佼者。随着刘圭荣将四万美元汇到她的账户，执行刘正茂“钱生钱”计划、炒作美股的任务就落到了刘腊梅的肩上。

然而，刘腊梅年事已高，连英语都说不流利，显然无法亲自完成这个任务。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三儿子左至诚身上。左至诚在美国读的大学，思维模式深受当地媒体影响，对祖国大陆缺乏好感，甚至有些轻视，认为大陆来的都是“土包子”。当他得知那位素未谋面的大陆表弟竟然想炒美股时，第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