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到他们身后，站在那儿，胯上挂着枪。不和谐分子蹲在地上。“看住这些孩子，鲍比·李。”他说，“你知道孩子烦人得很。”看着六个人在他跟前挤作一团，他仿佛有些害臊，像是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天上一片云都没有。”他抬头看着天，“既没有太阳，也没有云。”

“是啊，真是美好的一天。”老太太说。“听着，”她说，“你不该叫自己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打心底里是个好人。我一见你就知道。”

“闭嘴。”巴里吼着，“闭嘴！所有的人都闭嘴，让我来。”他蹲在那儿，摆出跑步者向前冲刺的姿势，却一动不动。

“谢谢你，太太。”不和谐分子用枪托在地上画了个圈。

“修好这辆车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一边检查打开的引擎盖一边说。

“噢，你和鲍比·李先把他和那个小男孩带到那边去。”不和谐分子指着巴里和约翰·韦斯利。“这些男孩有事想问你们，”他对巴里说，“能不能麻烦你们跟他们去树林里？”

“听着，”巴里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喉咙哑了，眼睛就像衬衫上的鹦鹉似的，又蓝又专注。他还是一动不动。

老太太伸手扶了扶帽檐儿，仿佛她也要和他一起去树林，但是帽子却落在她手里。她站在那儿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松手由它掉在了地上。海勒姆抓住巴里的胳膊把他拽起来，像在搀扶一个老头。约翰·韦斯利握着爸爸的手，鲍比·李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向树林走去，靠近幽暗的边缘时，巴里转过头来，撑在一棵光秃秃的灰色橡木树干上，大声叫道：“我很快就回来，妈妈，等我！”

“快回来！”母亲尖叫着，但是他们都消失在了树林里。

“巴里，我的儿子啊！”老太太凄厉地叫喊，但是她发现自己正盯着蹲在她跟前的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绝望地说，“你一点也不像个普通人。”

“不，我不是好人。”不和谐分子过了一会儿说，像是真的仔细思考了她的话，“但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爸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是个狗杂种。‘你知道，’我爸说，‘有些人活一辈子也不会过问，有些人却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男孩是后面那种人。他什么都要弄清楚！’”他戴上黑帽子，突然抬头看看，然后望向树林深处，像是又有点害臊。“很抱歉，我在诸位女士跟前连件衬衫都没穿，”他轻轻耸耸肩，“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把衣服都埋了，现在就凑合一下，等状况好点再说。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路人那儿借来的。”他解释。

“没事。”老太太说，“巴里的箱子里可能还有件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和谐分子说。

“他们把他带哪儿去了？”孩子妈尖叫。

“老爸自己是个人物。”不和谐分子说，“什么都瞒不过他。他从没和当局有过纠葛。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只要试试，也能做个好人。”老太太说，“想想如果能够安定下来，过过舒服日子，不用整天想着有没有人在追你，这样多好。”

不和谐分子继续用枪托刨地，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是啊，太太，总有人在后面追。”他咕哝着。

老太太站起来低头看他，注意到他帽子后面的肩胛骨多么瘦削。“你做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太太只看到黑帽子在肩胛骨间摆动。“不。”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一片寂静。老太太猛地回头，听见风在树冠间穿梭，像是一阵悠长满足的吸气。“巴里，我的儿子啊！”她叫起来。

“我做过一阵子的福音歌手，”不和谐分子说，“我什么都做过。服过兵役，陆军和海军，国内国外都待过，结过两次婚，抬过棺材，在铁路上干过，耕过地，经历过龙卷风，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他抬头看看孩子妈和挨在她旁边的小女孩，她们脸色惨白，眼神呆滞，“我还见过一个女人挨鞭子。”他说。

“祷告，祷告，”老太太说，“祷告，祷告……”

“自我记事起，便不是一个坏男孩，”不和谐分子用几乎梦幻的口吻说，“但一生中难免做错事，被送进监狱，我被活埋了。”他抬起头，平稳的目光攫取了她的注意力。

“你那时候就应该开始祷告，”她说，“你第一次被送进监狱是因为什么？”

“向右转，是一面墙，”不和谐分子再次抬头望着没有云的天空，“向左转，是一面墙。头顶是天花板，脚下是地板。我忘记做过些什么了，太太。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要回忆起我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直到今天也想不起来。有一次我觉得快要想起来了，但还是没有。”

“他们可能抓错人了。”老太太口齿含糊地说。

“没有，”他说，“没有抓错，他们有逮捕令。”

“你准是偷了东西。”她说。

不和谐分子轻轻冷笑一声。“我才不稀罕别人的东西。”他说，“监狱里的医生头头说我杀了我老爸，但我知道他骗我。我老爸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和我没有关系。他被葬在霍普威尔山浸礼会教堂，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如果你祷告，”老太太说，“耶稣会帮助你。”

“没错。”不和谐分子说。

“既然这样，你干吗不祷告？”老太太因为突然的喜悦而浑身颤抖。

“我不需要帮助。”他说，“我自己能应付。”

鲍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溜达回来。鲍比·李的手上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